枯黃的茅草覆蓋了原野，縱目望去，大塊大塊的墨綠像舊衣上的補丁。墨綠是青春的色彩，是曖昧、隱藏、暗示的部分。那是低矮丘陵坳處的杉樹林，在秋天簡單的下午，一條土路彎向深處，通往秘密之境。而春天卻是另一般景色，蔥翠的衣裳怎么也裹不住乳房一樣的丘陵，飽脹的，結實的，溫潤的，連綿的雨水梳洗大地，也梳洗我們晦暗的變聲期，黃色的泥漿四處流淌，猶如我們初開的混沌。茅草是春天腹部柔軟的皮毛，馥郁，漣漣，原野呈現淡淡的無可名狀的憂傷，在時間的微光中，一邊淪陷一邊撫摸我們冰涼的額頭。

　　1986年的上饒縣城，蕭瑟而駁雜，紛繁而曠蕪。在上饒師范上饒縣分校的背后，是狹長的南靈北路，和突兀的民房，色調是單一的暗灰，在晴朗的陽光下，就連抒情也都是傷感的；前面是廣袤的原野，四季的變化使我們的視覺豐盈起來，細細的泡桐花，白雪一樣飄飛的蘆花，霜后絳紅的山楂樹，它無意之中成了顏料的實驗場，簡潔純粹。羅橋河偃臥在校園右邊的圍墻外，像一道籬笆，把稻田和一個叫橋下的村莊圈在一起。那是細小的河流，春夏有泛濫的洪水，秋冬干涸得垂暮老人一般，成群的鴨子在浮游，岸邊的草叢長年開金黃或藍紫的花。那是單調多思愁結的年份，我16歲，正值抽穗揚花，處于青春期的模糊地帶。我們作為第一屆學生將在這里度過3年。

　　我們來自全區各地的農村，校園里混雜各色方言，即使是說普通話，也不免音色渾濁。與其說是個校園，倒不如說是墾荒的農場，只有一棟教學樓、一棟宿舍、一棟簡易的食堂，廁所還是油毛氈石棉瓦搭的，更別想有圖書室、澡堂和操場了。這反而讓我們更容易適應環境——比我們就讀的中學還差一些，多多少少讓我們保有農村人的尊嚴。其實，整個上饒縣城都是新建的。它從20里外的城市搬遷到這片墳塋之地，像從母體脫落的細胞，不斷地裂變，成為另一個母體。我們興奮是有理由的——可以不要熬燈油讀書，可以擺脫父母的掌控，可以遠離泥土，甚至可以談戀愛。事實上，到了最后的學年，校園已經成了上演“言情劇”的劇場，教室、寢室、食堂、山包上、樹林里，到處散落雙雙對對的背影。

　　我想，一個人的道路很大程度上是因外力而改變的，又形成新的外力。比如一條河，它的彎曲完全是為了適應地理上的模版，又改變模版。在我沒遇到皮曉瑤老師以前，我從沒預測過我的未來，或者說，我在等待地接受我的未來——伸手可即的、無法改變的教師職業，像班上的48位同學一樣，為當一個優異的教師而奮戰。

　　語文在師范的課程里一分為二，分為語基和文選。我從小就不怎么喜歡語文，死記硬背，偷不了懶，不如數理化變化大。皮曉瑤老師教我文選。她剪一頭指長的短發，上課的時候，臉上飛翔霞一樣的緋色，她的嗓音低沉圓潤，有穿透力，音質甘甜。我非常喜歡她的課——不是愛語文，而是愛聽她的聲音。我甚至有點畏懼她，倒不是說她嚴厲，也不是我露怯，而是我由衷敬慕她。事實上，她是一個和藹的人，雖然只長我5歲，與班上年齡最大的祝洪春同年。她的溫愛與教養是其他老師所不能比的。她的氣質像暗夜的光暈，籠罩我們。

　　她是與眾不同的，至少我這樣認為。她不會讓我們記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之類的死東西，也不會要我們背課文。她注重時代背景的詮釋，向我們鋪敘作家一生的歷程。她廣博的文學知識和素養，與她的年齡是不相稱的。于我而言，她打開的不是一扇窗口，而是廣袤的曠野。我看到金黃的秋色，蔚藍的加勒比海的波濤，俄岡山的白雪。她向我們介紹的作家，我幾乎閱讀了他(她)們的所有代表作。她一邊講解一邊談自己的讀書心得——她是動情的，抑揚頓挫的聲調夾纏了她往昔曼麗的時光。只有閱讀課文的時候，她起個頭，叫學生接力下去。通常第一個被點名的是樂建華。他的父母是上海知青，在縣城工作，多年后，他父母和弟弟去了上海，他成了故鄉里的異鄉人。我們都以為他會去上海，想不到他幾經輾轉，前兩年到農村當了武裝部長。去年我和同學徐永俊到鄉下探望他，他坐在農家的八仙桌上吃飯，穿一雙解放鞋，聊農事，我很難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說：“生活委屈你了。但我為你感到高興”。他的由高到低的生活，剝奪了年輕人的浮躁氣。生活是泥沙俱下的，磅礴的力量會形成巨大的黑洞，人是被吸附的塵埃。那時，他是全校最時尚的人，象棋縱橫全區校園，他的溫文爾雅在女生中有廣闊的“市場”。他朗讀極有節奏感，有磁性。一般的情況下我是接他的。我普通話有方言的雜音，又沒有情感的起伏，糟糕透了。皮老師選我，完全是出于偏愛——我全力以赴投入文學的樣子，即使在全校也是鳳毛麟角的。

　　我瘋狂地愛俄羅斯文學和英國文學，堅韌的飽含苦難的阿赫馬托娃，尖利的維茨塔涅娃，被情欲焚燒的普希金，早夭的拜倫和齊慈，仿佛蒼穹上璀璨的星辰，給我心靈撫慰。我沒有吸收到俄羅斯的像火一樣的血液，卻懷有它黑夜無垠的憂郁。《日瓦戈醫生》、《獵人筆記》成為我的至愛。但我討厭契可夫，煩透了高爾基。沒有圖書館，我四處舉借。我晚自習的時間，幾乎是花在抄寫外國詩人詩選上，樂此不疲。《安娜-卡列尼娜》和《戰爭與和平》一直是我渴望閱讀的書，我借處無門，就向皮老師開口。這種書，一般人是不輕易外借的，沒想到她滿口答應。在她家，我很不安地左手玩右手，跟在她身后，爬上閣樓。閣樓有些暗，許多包扎好的紙箱，碼成排。她很快從其中之一的紙箱中，找出托爾斯泰的驚世之作。“你要保管好，不要弄臟了。”她說，“我在大學的時候，就非常愛讀托翁的書”。我打開書，看見扉頁上有她先生的簽名和贈言。這是她愛情的信物，也是她青春的見證。我一時無語，眼眶濕濕的。

　　我畢業后，她也改行步入政界。我始終對她敬重有加，她對我的關愛也未因歲月的流逝而減弱。我毫不懷疑，她是接受了天使的派遣，成了我近乎姐姐一樣的親人。

　　鄉村教堂坐落在土路邊，再往前五華里就到了小鎮羅橋。站在二樓的教室遠眺教堂，是沙礫一般大的黃點。星期天，我愛去那兒。教堂是一棟二層洋房，泥黃色，房頂呈三角形，避雷針一樣的塔尖把它從凡塵中剝離出來——尖細的，形而上的，仰望的。

　　它還是孤單的。四周是矮小的山包，不遠處有一個荒廢的打靶場，杉樹林被壓在低坳，只有樹梢搖擺在視野里，土路也偶爾晃過一個騎自行車的小販。信徒并不多，他(她)們從遠近的鄉鎮跑來，背一個布袋。布袋里是《新舊約》，幾塊零票，記錄贊美詩的小學生作業本。他(她)們的神情莊嚴，靜默，有一種慈仁(也像茫然的麻木)。大廳稀疏地容納了十幾人，兄弟姐妹們相互交談，問好，祝福。時光在祈禱，彌撒，圣樂中鍍上了仁愛的光澤。

　　很難說清他(她)們的神色和內心，是什么樣的。臉上還有路途的灰塵和疲倦，腳上是黃土，低垂的眼神散發光一樣的圣潔。他(她)們的苦埋在黑暗的(內心的)土層里，只在袒露的肌膚上刻劃蒼老的紋路，而贊美詩仿佛河水，洗去悲與愁。圣樂分清唱劇、彌撒曲、安魂曲。我最愛彌撒曲，尤其是大彌撒中的《圣哉經》：

　　圣哉，圣哉，圣哉！

　　上帝，

　　全權又全能的主。

　　天和地

　　都充盈著

　　你崇高的形象。

　　天上的和撒那。

　　彌漫人類虔誠的愛思的《圣哉經》，是最古老最莊嚴的合唱。它與《慈悲經》、《榮耀經》、《信經》、《羔羊經》，組成了大彌撒。安魂曲雖然充滿亡靈的哀傷，但顯得華麗。

　　我坐在他(她)們的中間(卻不是其中之一。唱完安魂曲，我也應和一句“主啊，拯救我” )，也能接受圣潔的洗禮。那時我對神父有心往神馳的迷戀，寬大黑色的長袍暗藏了一個神秘的世界。但我至今未看過神父——我生命的某種神性的缺席。2000年秋，我對后來成為我妻子的女人說，我的婚禮要放在教堂舉行，卻因種種原因未能如愿。

　　前幾天，我讀周曉楓的《圣誕節的零點》，莫名的激動和傷感涌上心頭，青春的時光竟然模糊地翻滾而來，像一張沒洗好的黑白照。我操起電話就打給縣城的同學徐勇。我說，教堂還在嗎？他還以為我要買那棟房子，說，被一家私人診所占了，在打官司。我說我只想看看。我妻子蔡虹說，三江那邊有一個。“我在上海讀書時，我孃孃經常帶我去教堂。那兒真是華美。”她又說。我說，上帝是一樣的，但教堂不一樣。但我最終沒去尋找。那片原野，已經永遠消失在繁華的滾滾紅塵中，在這十年中，高樓和廣場像鱷魚一樣把它吞噬，高速路、外環路如同兩塊刀片留下的傷疤。說實在的，我也找不到教堂了，連大概的方位都摸不準。找到了又怎么樣？

　　記憶中的人與景，被洗劫一空，留下哀與痛。

　　師范二年級，皮老師組織成立了飛鷗文學社，我被選為社長，徐勇為主編，會員有40多人。在三樓的一個空教室里，浮滿黑壓壓的頭。我并沒想到那是另一種人生的開始，那是一個岔口。

　　在我的道路上，另一個重要的人擠了進來，他叫鄭渭波。他是徐勇請來為文學社講座的。暮秋的風扯起呼啦啦的叫聲，從羅橋河撲身而來，像一頭猛獸。鄭詩人穿一套黑色的西服，頭發梳得光彩照人。講座的主題是如何寫現代詩。他解剖自己的詩作，聲色并茂。我們把掌聲一次次地獻給他。結束之后，我們座談，他喝茶的時候，把杯邊的茶葉用手指擦回水里。他的眼睛多情而智慧。

　　后來我才知道，他是省里以鄉土詩聞名的詩人。他是一架詩歌的播種機，廣受信徒。除了文選課，我把其它的課程全用于讀小說寫詩。晚飯后，我，徐勇，傅金發就到他家去玩。他租借在郊區的一戶農家，兩室帶廚房。拐過一片菜地，就到了信江。夏夜的時候，我們拿一只手電，去田里抓青蛙。他穿一雙黑拖鞋，走路屁股一搖一搖，唱過時的流行歌曲，偶爾也喜歡翹起厚嘴唇。我們說，鄭老師，你這樣真性感，你要讓女孩子害相思病死的。嘿嘿嘿，他的臉上堆滿了純真的笑容。

　　他那時還單身，他的女友是古典的東方美人。我們到了星期天，就去他家騙飯吃。準確地說，是喝稀飯。他對生活的要求降到胃部的最低處。他用煤油爐煎豆皷，放點油，黃黃的，一下就把我的食欲吊上來。廚房散發濃濃的刺鼻的煤油味。我整塊吃豆皷，他會說，少吃點，好咸的。他喝稀飯的聲音，稀里嘩啦，還念念有詞：“好吃。好吃。”我敢斷言，他用稀飯招待的詩人是全國最多的。1992年，他的兩歲的兒子，被查出左腦發育不好，使他多年處于陰影之中。

　　經常的曠晚自習課，使班主任對我忍無可忍，在班會上批評我：“你這副樣子，出了社會，翻跟斗是早晚的事情。”班主任是50來歲的馬克思主義的堅定捍衛者，姓張，為人處事古板，清規戒律一條條，視榮譽如生命，喜歡在夜間抓學生談戀愛。“昨天晚上，我看到三班的教室有手電筒的光，我就走過去，以為是學生談戀愛，沒想到抓了一個小偷。”一次，他在早操的教臺上說，“抓到小偷也是好的嘛。”全校的學生哄地笑了起來。很多戀愛的同學怨恨他。其實他是一個心地善良的人。這么多年，我也沒探望過他。前年，他死于胃癌，恩怨也隨風而散。我也如他所言，短暫的青春在一條曲折的線上，螞蟻一樣艱難前行，我放棄了許多從政經商的機會——因為我遵循內心的方向而活，生活的磨礪又算得了什么。我們要有一顆堅忍的心，平靜地面對生活。

　　現在同學聚會，他們還笑我，那時我一整天就知道搖頭晃腦背古詩詞，去食堂吃飯都忘了，吊單杠像一只青蛙，腿犟了半天，也上不去一個。

　　音樂，書法，體育，稱為小三門，是師范生的必修課，可惜我一樣都不學，學校發的墨水毛筆我給了同學，體育課從不上，唱歌五音不全，如我者，全校少有。真是丟盡顏面，有辱師門。

　　那片原野的吸引力是強大的，遠遠大于校園，或者說，我們把原野當作了校園空曠的公園。天空盛大而高遠，柔軟的草地讓單調的下午變得恍惚。春天，野百合舉起白色的小傘，野桃樹裹一身的綠突兀而出，刺梨一卷卷地翻開白花。

　　山包也成了我們的舞臺。放了學，陳海峰，王劍文，繆建強，提一個收錄機，就往山上去練霹靂舞。那是讓人瘋狂的個性化的舞蹈。人到了青春期，道路也開始分野，也充分應驗了人以群分的老話。他們蛇一樣的腰身，蜜蜂一樣的翅膀(雙手是另一種翅膀)，引來女生的觀看——愛情的前奏。舞蹈家沒誕生，他們卻成了精明的商人。我們先后在同一座城市安家。陳海峰經常像老人一樣，對我說，他曾經多么想考藝術院校，也外出流浪多年，尋找機會，千翻百滾，而現實不容許他耽于夢想。“我吃了很多苦，那是值得的。我只掙錢，世上沒有比錢更好的東西。做個藝術家又怎樣呢？”他一邊微笑地沉浸在物質的喜悅之中，一邊彈煙灰，說，“唱歌最大的好處就是容易釣女孩子。”

　　在夕陽下閃亮逶迤而過的是羅橋河。對岸的橋下村被樟樹簇擁，炊煙拂過金黃的田野，遠遠望去，猶如隱沒的遠古記憶。列維斯坦的油畫體現莊嚴的鄉村，就是這種暖色的傷感的色塊。于我而言，它是神秘的——即使深夜傳來的狗吠，也帶來驚懼和愉悅。我們幽暗的散步，獨自哭泣，想念并不遙遠的家鄉，都在那條河邊。仿佛那是祭臺。低矮的山岡裸露紅色巖石，破敗的墳墓掩在雜草中，河流漸漸退卻亮光，變得淡黑，默契了我們黯然傷神的感懷。我們也去河里游泳，岸上扔滿了衣服——貨攤買來的舊軍服，白邊的綠色運動服，我們四季都穿。

　　我忘了是哪個夏季，我們在教室上晚自習，隱隱約約從背后的小路傳來劇烈的哭聲，我們飛快地跑去看。我們都嚇呆啦。一個中年父親和一個年輕人，用擔架抬了一個中學生模樣的人——身子赤裸，腹部隆起，臉上浮起青色的淤腫，嘴角淌一絲絲的水，眼睛沉重地合上。他死于溺水。我第一次覺得死亡離我們多么近，就在身邊，像一個無法更改的錯誤。那個一夜衰老的父親就是我的校長。

　　以至于后來寢室點名，有未到的，我們打起手電往河邊跑，好像不是去找人，而是挽留生命。我想起物理老師的話：“人的最低點是死亡，至高點也是死亡，復雜彎曲的線是人生。”物理老師煙抽得雙唇發黑，常熬通宵搓麻將。以前他并不這樣，一場戀愛讓他墜入萬劫不復的深淵。我們都喜歡他，因為他監考時坐在門口睡覺，還打鼾。

　　1989年四月底，我們從上瀘鎮中心小學實習結束返校。之后的幾個月，我一直處于心力交瘁之中。我非常好的一個同學，死于意外的車輪。她在遙遠的異鄉讀書，我來不及對她說愛，她就穿過我的心臟消失在渺遠的人海。

　　我們差不多每天通信，甚至有時一天兩封。有一個遠方值得期待，有一種思念值得品味。也有一種別離讓人失去方向。多年后，我聽到張信哲的歌《愛是一種信仰》，心里說不出的滋味，百般愁結。當代社會，愛已經淪落為低級娛樂，哪會是信仰。只是往事已縹緲，路上的人與事，皆茫茫。

　　但我并不沉郁地生活，人要快樂要善待自己寬愛他人，布道自然。在我受了無數的非議與責難之后，我懂得人世滄桑就是生活的大美，正如豐沃的田疇。

　　那個夏季特別多雨，細細密密，溝溝壑壑淌黃黃的泥水。山岡的草木哀哀，陰冷的，灰色的，悵惘的，像一張舊日的臉。

　　學校對我們開始松繩索，籌備畢業考試。喝酒的人，一般即將失戀。他們爭分奪秒地擁抱，在晚自習也摟著腰，或者在樹林里度過火與焰的前半夜，有錢的，干脆在外租房。像刑前的盛宴。也有即將表達愛的——自卑又暗戀的人，再也不想失去最后的時間和機會，結果是喝更多的酒，洗刷被拒絕的羞辱。教室里的人一天比一天少，忙情侶游，忙走同學家玩。晚間，有人從夢中哭醒，叫某某女生的名字，我們也暗自哀嘆：何苦戀愛呢？又哀嘆：命運不是捏在自己手上的神符。會考結束，我星夜回家，畢業晚會都沒參加——我以逃亡的方式告別學生時代。

　　我一直不敢觸摸那個夏季，它是巨大的黑碑。仿佛高懸的亡靈。我以為我忘記了它，其實并非如此，它會在人絕望時，滔天而來，宛如暴漲的羅橋河。

　　2004年10月20——25日

　　2005年3期《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