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紅塵對我說，來轉轉吧，坐20分鐘的中巴就到了。而之前，他的無數次邀請，我總是以各種藉口推辭。其實我想看看永平銅礦的愿望，埋伏多年，它冰冷地癱在我心里。是的，我必須去了。從上饒到永平，只有20多公里。我坐在車上，散漫地看著向后消失的丘陵，蚯蚓一樣爬動的河流，恍惚的人煙。我迷惑于自己，為什么在10年前，猶如一匹奔馳的馬，在這條線上呼嘯。那時，我們走舊公路，曲線在青溪、鵝湖蜿蜒，沒入山巒。

　　我沒看出銅礦有什么變化，與我記憶中的沒什么差別。冬天的風有點像封凍的河水，凝滯，默然，但蘊含著磅礴的力量。主干道灰白，素凈，兩邊的樓房縮在山腰上，表情僵硬，粉黃的外墻涂料有的剝落，有的露出水漬后的黑斑，遠遠看過去，像一群老人。山岡上茅草枯萎的色彩，與礦區裸露的泥土融為一體，漣漣哀黃。是的，冬天是一把剪刀，會對某些事物修枝剪接。我們的內心景象也因此被涂改——有的在腐朽，有的已經死去，有的永遠不再發芽，迎風的一枝被雪覆蓋。然而我并不傷感，我知道，所謂成長，就是一邊開花一邊凋謝。

　　永平是閩贛線上的咽喉之地，與鵝湖書院相鄰，假如把鵝湖山比喻成樟樹，那么它們就是兩根反向延伸的根須。永平，一個溫暖的地名，祝福著每一個默念它的人。車站像一艘破敗的駁船，停靠在鉛河邊。“丫”字形的岔口，把旅人分到不同的路上。左邊去武夷山，右邊去銅礦。岔口四處亂停著港田，小貨車，平板車，摩托，昌河面包車。一個從車站出來的人，會被一群各色衣著的人包圍，有的問：“包車去葛仙山嗎？那里的菩薩很靈的。”有的問“要吃鉛山湯粉嗎，用骨頭湯熬的。”而不遠處的地上，一伙人趴著身圍了一堆，“我壓十塊” ，“我壓兩塊”，“過路的，過來看看啊，我手中有三塊牌，兩塊紅的，一塊黑的，壓中黑的賠兩倍啊。”一個婦女坐在石塊上哭：“你們走路撞死，吃飯咽死，連老娘喝喜酒的錢也騙。這是什么世道啊！”一個竹籃滾到車胎下，破爛得無辜。

　　紅塵住在距永平5華里的主干道，具體的門牌我忘了。1998年夏，贛州的三子，龍天，圻子來探望紅塵，我陪同前往，去了他家。這所被他稱作“磨山房”的蝸居，在一樓，有些陰暗，潮濕。他的書房堆滿了報紙雜志，紙張發黃，墻上掛著他練習的書畫。那天中午，我負責燒菜，他們擠在一張小桌上喝得臉紅耳赤，啤酒瓶在地上跳來跳去，聊當時詩壇最紅的詩人，聊江西詩歌的出路，他們一副隨時為詩歌壯烈犧牲的樣子。我站在桌邊插話，菜燒糊了還不知道。

　　我記得進紅塵家的小院邊上，有四棵枇杷樹，圍著竹片的籬笆，牽牛花匍匐在籬笆上，暗紫的花從翠綠的葉叢吐出幽靈一樣的舌苔。丫間掛著黃黃的枇杷，狗在樹底下亂吠。

　　我和紅塵通電話，他的聲音要停頓幾秒才傳進我的耳朵，低沉，緩慢，粗糲，給我極其遙遠的感覺。聲音穿過了山巒，隧道，咆哮的鉛河，無法觸摸的記憶殘片，它帶有地氣的潮濕，一個思想者深夜的黑。

　　然而，主干道單身樓2棟3樓2室，在1991年至1994年期間，是我每個月都要去朝圣的。有時一個月去四次。我不是說我對某個人有所崇拜，而是詩歌讓我成為忠實的奴仆——一個在現實中卑微的人，很容易對圣潔的精神產生神圣感。這是紅塵婚前居住的“空中樓閣”，他在這里締造了他的精神帝國。

　　把一個人具體到一個房間，無疑是殘忍的——有某種肢解或者囚禁的意味。302室也不例外。窗戶被紅漆涂得發紫，有淤血的暗喻，玻璃上貼著舊報紙。窗臺上擺著舊皮鞋，綁帶的運動鞋。從窗戶的縫隙里，可以看見兩張架子床，左邊的堆滿了書籍和雜志，右邊的被子凌亂，后窗下有一張書桌，堆著幾本辭典，尼龍繩上晾曬著礦服、短褲、洗臉巾、內衣，有的還在滴水，有的還鮮亮著風干的泥漿。推開門，一不小心，會踢翻塑料桶，地上的搪瓷碗牙缸肥皂盒板刷，擠在一起，像一伙落難的兄弟。

　　有幾次去，我叫上了億華。億華在銅礦里做石匠。他是寫詩的，個頭高大，練武出生，儀表堂堂。他是我見過記憶力最好的詩人，他隨口能背出他熟知的詩人作品。他說他沒有條件訂閱書刊，只有盡可能地背了。“總有一天，我要背著石刀去找舒婷。”他的語氣很決絕，說，“沒有詩歌我們都不要活。”他還會做木匠，補車胎縫篷布。1991冬，比往年顯得更寒冷，雨水一直沒停過。有一次，我到礦里，已經是掌燈時分。億華和一個工友在臨時搭建的工棚里，托著鋁盒，正在吃飯。小鍋搭在磚頭上，灶里在燒水，木屑燃燒的煙在棚里翻滾。15瓦的燈泡被風吹得搖來晃去。我說，去紅塵那里吃飯吧。億華從地鋪的枕下，拿出一疊詩稿，說，今晚就以詩下酒。

　　那晚，紅塵喝醉了。我是第一次見他醉酒。酒是四塊錢一瓶的高粱酒，菜是食堂買的油豆腐、花生米、辣椒炒肉。億華一走，紅塵開始嘩嘩嘩地吐。吐完了，他沙啞地哭。我惟一一次見他哭。沒有眼淚，哭聲泥漿一樣渾濁、有力，有強烈的淹沒感。后來他靠在床架上，吞吞吐吐地敘說他的生活，聲音慢慢暗下去，喉結在蠕動，頭一歪，睡著了。而我靠著床，對窗發呆。燈光照著窗外的雪花，撲簌迷離。到了半夜，紅塵穿條褲衩，披件軍用大衣，坐在桌前寫詩。

　　不像現在，喝幾杯，眼白就出來。在圈內，紅塵算個酒的囚徒。那時他酒量也大。只要他和蕭窮、紫薇在一起，至少有一個喝倒。1993年，一次在蕭窮那兒喝酒，酒席沒結束，紅塵說：“我出去一會兒。”等了半個多小時，他還沒影兒。蕭窮說：“我去看看，不要走丟了。”我和蕭窮的女朋友又等了半個多小時，他們還沒回來。第二天，問他們干什么去了。他們說，打吊針了。他喝酒的時候，手會微微地打抖，舉著杯，說一會兒話。敬酒的人急死了，問：“怎么還不下去？！”紅塵說，不就是一杯酒嗎。他頭往后一仰，再滿的酒也吞了。他再用力地搖搖頭，說，好東西，好東西。酒灑在桌上，他也撲下臉去舔。他不是一個嗜酒的人，恍恍惚惚的。他習慣于沉默寡言。他微笑著地看別人說話，不時地點頭。別人說錯了，他也點頭，點得那么贊許。其實他什么也沒聽，他在想另一個問題。

　　經常和我們一起在302室喝酒的，還有一個女孩。她的家臨翠綠的鉛河而居。她的臉有些圓，白皙，眼睛有淡淡的霧氣，做夢的樣子，長長的披肩發使她多了搖曳。她在學校教書。1993年，我聽說她和一個有婦之夫私奔了，她在一家公司上班。我找過她。她坐在一個寬大但灰暗的辦公室里，頭發有些蓬亂，但胖了許多。她向我介紹一個胡子拉喳，但頭發光潔的人，說：這是老板，也是男朋友。我一直在后悔，我不應該去看她。2002年4月，她打過一個電話給我，說她在長江三角洲，已經8年啦，還沒成家。我不知她生活怎樣，她早已成為人海中漂泊的一葉白帆。

　　單身樓建在低矮的山岡上，陡峭的石階從女貞樹叢中，掛下來。像幽暗的門簾。另一側，是一個礦區貨物中轉站。陰涼的鐵軌銹跡斑駁。這是一條礦區鐵路，很少有火車穿行。中轉站停靠了空拉拉的火車。這是我見過的最短的火車，四五節車廂。很少有人在那兒搬運貨物。往外300米，是一個水泥制品廠，工人穿青灰色的工作服，戴著口罩。上3樓，要轉2個彎角。彎角的地方會傳來沖水的聲音，和長長的尖叫——工友們在廁所里洗澡，邊唱歌邊啊啊啊地亂吼。而不遠處，礦區的景象覆蓋了視野。在高高的山尖，挖開的泥土裸露出巨石，漿水，翻倒的杉樹，褐色，黃色，黑色，礦車仿佛一群受傷的猛獸，在山野四散奔跑。尤其在晚上，礦區成了燈的海洋，把天空輝映的色彩斑斕。

　　應天寺不是寺，而是一座山，適合俯視和遠眺。單身樓出發要爬20分鐘，中間要經過一個磨浮分廠。分廠是鋼構的，趴在山坳，我們經常進去完，看巨大的鋼球磨礦石，呼啷呼啷，噹噹噹。每次我都會說，鋼球真像個腐敗分子，肚子大大的，什么都吃得下，還不吐骨頭。站在應天寺，主干道生活區和永平鎮，盡收眼底。1993年，當地人在這里發現了金礦，各自為陣，胡亂開采。群毆和槍擊事件不可避免地發生。1994年初，一個叫雞母眼的人，用10多條長槍統治了它。他的哥哥是鎮長。后來，雞母眼用金磚收買了市委、縣委以及公檢法的某些不法之人，成為上饒黑社會的龍頭。2002年，公安部把他及他的團伙殲滅，震驚全國。而我們那時坐在應天寺的巖石上，朗誦自己的詩歌，切磋技藝。現在的應天寺已經沒人上去了，到處是窟窿，人掉進去就出不來。

　　我們還會騎幾十里路的單車，去拜訪一座古墓，探望一個民間藝人。我們并沒有把這種郊游，當作休閑，而是我們詩歌運動的一部分。我們的主義就是生活詩歌化。蕭窮，紫薇，徐勇，渭波，三子，都會匯聚而來。用紫薇的話說，永平是江西詩歌的集散地。1994年，紅塵參加《詩刊》社的第十二屆“青春詩會” ，把我們心中上萬噸的熱血，進行了1000多公里的搬運。

　　詩歌讓我們對生活，處于失聽的狀態。至少我沒預感到，有一種澎湃的水流，在逼近，挾裹而來，泥沙俱下。

　　第一次見紅塵，是在1989年春的一個星期天，我還是個學生。我和徐勇在渭波老師的文聯辦公室玩。辦公室在3樓的角落里，白天也亮著燈。一個戴酒瓶底眼鏡的人，走進來，蚊子一樣輕細的聲音問：“鄭老師在嗎？”他說他是永平銅礦的工人，寫詩。渭波老師雙腳擱在桌上，打量著這個濃密絡腮胡的人，手一攤，說，帶了詩么？他從帆布包里拿出一本詩稿，謙恭地站著。我沒讀懂他的詩，反而對他的鋼筆字和插圖記憶猶新。字細小，遒勁，有刀鋒感；插圖是寫意的抽象畫，有點夸張。后來我才知道，紅塵學過5年的繪畫。

　　我們是一伙貪玩的人，經常不上班，去偏遠的鄉村，一晃就三五天。鵝湖，傍羅，陳家寨，黃柏，界田，是我們去得最多的。有很長的時間，紅塵迷戀于去x x 小學，破單車一放，就往x x 女教師的辦公室鉆。女教師愛理不理的。她并不漂亮，額頭有點高，臉尖，像一支箆麻。

　　銅礦的那幫朋友，那時都未婚。在當年，我并不理解，一個酷愛藝術的工人，未婚意味著什么。就是今天，他們之中，有的還遠走他鄉，另謀前程，有的還住在單身樓里。一個醫院的女院長，為紅塵介紹了女朋友。那女的和紅塵交往了兩次，就嫌他是工人，沒錢，會寫詩又有什么用呢？女院長實在看重這個厚嘴唇的人，說：“我女兒嫁給你吧。”

　　1995年秋，紅塵結婚。婚禮在周末舉行，上饒的詩人和藝術家濟濟一堂。我沒去。我已經掉進了銅錢大的窟窿里，抽不出身。

　　大概是1997年的“谷雨詩會”，紅塵拿出一組詩歌，是下半身的。在一個傳統的詩歌節，這組詩的境遇是可想而知的。紅塵遭到唾沫的洪水沖擊。他無精打采地坐在我的家里，一杯接一杯地喝酒。之后，在紙質媒體上，很難找到他的名字。紅塵在他者的世界中，成了一個失蹤的人，潛泳在另一個(我者)浩大的宙宇中。除了每年的“谷雨詩會”，我和他幾乎不再謀面。偶爾，我們會通通電話。

　　1996年，他去了礦宣傳部上班。之前，他一直在尾礦的水泵房看管抽水機。我沒去過，不知道那是一個什么環境。聽紅塵說，就是關、開電閘，很枯寂，要守夜。泵水嘩嘩嘩，機器轟轟轟，他就在那兒寫詩。2000年，他突然離開了宣傳部，到另一個水泵房上班。一個很遠的水泵房，要走10多里的山路。這個過程，給紅塵巨大的打擊。我們不知道問題出在什么地方——按我的低智商，把整個事件理解為詩歌場與官場嚴重脫離。一個詩人往往把官場看作毒。其實，他的領導一直很愛護他，而他把愛護理解為對自己的放任。我們謀劃把他調離銅礦，因他是工人編制，沒有操作成功。

　　前兩年，他買了電腦，他更是與世隔絕。我們都不知道他干什么。有好幾次，我叫他來走走，想看看他，他都說他在搞一個大的東西，來不了。他還勸我買電腦。我說我是一個動手能力很差的人，弄不來。去年夏天，我約他一同去南昌，看望朋友。他給了我一本書，是“垃圾派運動”的選本。我翻了幾頁，扔還給他，說：“早知道你搞這些，我不會和你交往。”一個主張唯美、高蹈的人，怎么崇拜垃圾呢？他木訥地看著我，傻了。回到家里，我很后悔說那句話。我發現我不了解他——這些年里，他把自己當垃圾去研究，去解構。垃圾成了他自我的隱喻。我甚至缺乏對他成果的尊重。

　　有一次我跟他打電話，聽到他兒子在邊上說，爸爸，不要說那么長，打電話要錢的。那時，他兒子八歲。他兒子敦實，乖順，成績很好。我給他的電話，有一半是他兒子接聽的。他兒子說：“我爸爸送媽媽去上夜班了，還沒回來。”他老婆在銅礦電視臺上班，放錄像。

　　有好幾次，市里搞詩歌活動，我打電話叫他來。他說不方便請假，還是不去吧。我聽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去年冬，我們組織全省的散文筆會，邀請了外省的編輯和散文家來，我提前半個月就對紅塵說了，我想讓他出來透透氣，不要金魚一樣悶在小缸里。他說話吞吞吐吐。我知道他很想來，我說我代你請假吧，參加筆會又不是集體嫖娼，怕什么。主干道，他往右走是600米，往左走是400米，他家對面是一個小公園。每天，他就那么來來回回地走。他說他愛上了散步，想多活幾年。公園有一株臘梅，花期很長，花一開，大家就去照像。紅塵也去。他們有一伙搞攝影和繪畫的，星期天，他們開輛吉普車，去鄉村采風。這是這兩年的事，而之前，是紅塵一個人，其輛破單車，漫山遍野地亂逛。

　　他已經變成了另外一個人，膽小怕事，對生活有恐懼感。他完全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白紙黑字，這就是一個人的宿命。墨水是含有血液比重的，像炭包藏著火焰。他幾乎不去投稿了。他是一個以內心感受文字愉悅的人。

　　其實，還有誰沒有成為另外一個人呢？億華做了江湖游醫，他在處方上寫詩。圻子從教書先生變成了公安警察，龍天進了組織部，他們都不寫了。我想，他們一定經過內心的崩塌，雪崩多年。我，何嘗不是另一個我呢？滿街找錢，為了算計某些利益，整夜失眠。我們都不可能放棄生活，去朝圣。

　　“你還在寫東西嗎。”一個深圳回來的朋友對我說，“文字是毒。”我說不出話。是的。在圈外的場合，我從不說我是個碼字的。在一次媒體訪問中，談到作家的身份時，我說，作家、收破爛的、游民，屬同一個類別，是最邊緣化的。我怕別人識破我是一個作家，那種尷尬有點像小偷被當街辨認出來。我一直警惕自己，不要被文字化為一滴淚水。

　　在某個角落里(陰暗的，可以無限放大的疆域)，陳放著許多人，許多事，不為人知，也不為己知。而某一天，他們，它們，會顯現出來。我知道，這是文字的顯影，是我們在黑夜留下的痕跡。我們所向往的就是在一條隧道里懷念身后的光。其實，身后的光根本不存在。

　　2005年4月24——29

　　2007年3期《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