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紅塵對我說,來轉轉吧,坐20分鐘的中巴就到了。而之前,他的無數次邀請,我總是以各種藉口推辭。其實我想看看永平銅礦的愿望,埋伏多年,它冰冷地癱在我心里。是的,我必須去了。從上饒到永平,只有20多公里。我坐在車上,散漫地看著向后消失的丘陵,蚯蚓一樣爬動的河流,恍惚的人煙。我迷惑于自己,為什么在10年前,猶如一匹奔馳的馬,在這條線上呼嘯。那時,我們走舊公路,曲線在青溪、鵝湖蜿蜒,沒入山巒。
我沒看出銅礦有什么變化,與我記憶中的沒什么差別。冬天的風有點像封凍的河水,凝滯,默然,但蘊含著磅礴的力量。主干道灰白,素凈,兩邊的樓房縮在山腰上,表情僵硬,粉黃的外墻涂料有的剝落,有的露出水漬后的黑斑,遠遠看過去,像一群老人。山岡上茅草枯萎的色彩,與礦區裸露的泥土融為一體,漣漣哀黃。是的,冬天是一把剪刀,會對某些事物修枝剪接。我們的內心景象也因此被涂改——有的在腐朽,有的已經死去,有的永遠不再發芽,迎風的一枝被雪覆蓋。然而我并不傷感,我知道,所謂成長,就是一邊開花一邊凋謝。
永平是閩贛線上的咽喉之地,與鵝湖書院相鄰,假如把鵝湖山比喻成樟樹,那么它們就是兩根反向延伸的根須。永平,一個溫暖的地名,祝福著每一個默念它的人。車站像一艘破敗的駁船,停靠在鉛河邊。“丫”字形的岔口,把旅人分到不同的路上。左邊去武夷山,右邊去銅礦。岔口四處亂停著港田,小貨車,平板車,摩托,昌河面包車。一個從車站出來的人,會被一群各色衣著的人包圍,有的問:“包車去葛仙山嗎?那里的菩薩很靈的。”有的問“要吃鉛山湯粉嗎,用骨頭湯熬的。”而不遠處的地上,一伙人趴著身圍了一堆,“我壓十塊” ,“我壓兩塊”,“過路的,過來看看啊,我手中有三塊牌,兩塊紅的,一塊黑的,壓中黑的賠兩倍啊。”一個婦女坐在石塊上哭:“你們走路撞死,吃飯咽死,連老娘喝喜酒的錢也騙。這是什么世道啊!”一個竹籃滾到車胎下,破爛得無辜。
紅塵住在距永平5華里的主干道,具體的門牌我忘了。1998年夏,贛州的三子,龍天,圻子來探望紅塵,我陪同前往,去了他家。這所被他稱作“磨山房”的蝸居,在一樓,有些陰暗,潮濕。他的書房堆滿了報紙雜志,紙張發黃,墻上掛著他練習的書畫。那天中午,我負責燒菜,他們擠在一張小桌上喝得臉紅耳赤,啤酒瓶在地上跳來跳去,聊當時詩壇最紅的詩人,聊江西詩歌的出路,他們一副隨時為詩歌壯烈犧牲的樣子。我站在桌邊插話,菜燒糊了還不知道。
我記得進紅塵家的小院邊上,有四棵枇杷樹,圍著竹片的籬笆,牽牛花匍匐在籬笆上,暗紫的花從翠綠的葉叢吐出幽靈一樣的舌苔。丫間掛著黃黃的枇杷,狗在樹底下亂吠。
我和紅塵通電話,他的聲音要停頓幾秒才傳進我的耳朵,低沉,緩慢,粗糲,給我極其遙遠的感覺。聲音穿過了山巒,隧道,咆哮的鉛河,無法觸摸的記憶殘片,它帶有地氣的潮濕,一個思想者深夜的黑。
然而,主干道單身樓2棟3樓2室,在1991年至1994年期間,是我每個月都要去朝圣的。有時一個月去四次。我不是說我對某個人有所崇拜,而是詩歌讓我成為忠實的奴仆——一個在現實中卑微的人,很容易對圣潔的精神產生神圣感。這是紅塵婚前居住的“空中樓閣”,他在這里締造了他的精神帝國。
把一個人具體到一個房間,無疑是殘忍的——有某種肢解或者囚禁的意味。302室也不例外。窗戶被紅漆涂得發紫,有淤血的暗喻,玻璃上貼著舊報紙。窗臺上擺著舊皮鞋,綁帶的運動鞋。從窗戶的縫隙里,可以看見兩張架子床,左邊的堆滿了書籍和雜志,右邊的被子凌亂,后窗下有一張書桌,堆著幾本辭典,尼龍繩上晾曬著礦服、短褲、洗臉巾、內衣,有的還在滴水,有的還鮮亮著風干的泥漿。推開門,一不小心,會踢翻塑料桶,地上的搪瓷碗牙缸肥皂盒板刷,擠在一起,像一伙落難的兄弟。
有幾次去,我叫上了億華。億華在銅礦里做石匠。他是寫詩的,個頭高大,練武出生,儀表堂堂。他是我見過記憶力最好的詩人,他隨口能背出他熟知的詩人作品。他說他沒有條件訂閱書刊,只有盡可能地背了。“總有一天,我要背著石刀去找舒婷。”他的語氣很決絕,說,“沒有詩歌我們都不要活。”他還會做木匠,補車胎縫篷布。1991冬,比往年顯得更寒冷,雨水一直沒停過。有一次,我到礦里,已經是掌燈時分。億華和一個工友在臨時搭建的工棚里,托著鋁盒,正在吃飯。小鍋搭在磚頭上,灶里在燒水,木屑燃燒的煙在棚里翻滾。15瓦的燈泡被風吹得搖來晃去。我說,去紅塵那里吃飯吧。億華從地鋪的枕下,拿出一疊詩稿,說,今晚就以詩下酒。
那晚,紅塵喝醉了。我是第一次見他醉酒。酒是四塊錢一瓶的高粱酒,菜是食堂買的油豆腐、花生米、辣椒炒肉。億華一走,紅塵開始嘩嘩嘩地吐。吐完了,他沙啞地哭。我惟一一次見他哭。沒有眼淚,哭聲泥漿一樣渾濁、有力,有強烈的淹沒感。后來他靠在床架上,吞吞吐吐地敘說他的生活,聲音慢慢暗下去,喉結在蠕動,頭一歪,睡著了。而我靠著床,對窗發呆。燈光照著窗外的雪花,撲簌迷離。到了半夜,紅塵穿條褲衩,披件軍用大衣,坐在桌前寫詩。
不像現在,喝幾杯,眼白就出來。在圈內,紅塵算個酒的囚徒。那時他酒量也大。只要他和蕭窮、紫薇在一起,至少有一個喝倒。1993年,一次在蕭窮那兒喝酒,酒席沒結束,紅塵說:“我出去一會兒。”等了半個多小時,他還沒影兒。蕭窮說:“我去看看,不要走丟了。”我和蕭窮的女朋友又等了半個多小時,他們還沒回來。第二天,問他們干什么去了。他們說,打吊針了。他喝酒的時候,手會微微地打抖,舉著杯,說一會兒話。敬酒的人急死了,問:“怎么還不下去?!”紅塵說,不就是一杯酒嗎。他頭往后一仰,再滿的酒也吞了。他再用力地搖搖頭,說,好東西,好東西。酒灑在桌上,他也撲下臉去舔。他不是一個嗜酒的人,恍恍惚惚的。他習慣于沉默寡言。他微笑著地看別人說話,不時地點頭。別人說錯了,他也點頭,點得那么贊許。其實他什么也沒聽,他在想另一個問題。
經常和我們一起在302室喝酒的,還有一個女孩。她的家臨翠綠的鉛河而居。她的臉有些圓,白皙,眼睛有淡淡的霧氣,做夢的樣子,長長的披肩發使她多了搖曳。她在學校教書。1993年,我聽說她和一個有婦之夫私奔了,她在一家公司上班。我找過她。她坐在一個寬大但灰暗的辦公室里,頭發有些蓬亂,但胖了許多。她向我介紹一個胡子拉喳,但頭發光潔的人,說:這是老板,也是男朋友。我一直在后悔,我不應該去看她。2002年4月,她打過一個電話給我,說她在長江三角洲,已經8年啦,還沒成家。我不知她生活怎樣,她早已成為人海中漂泊的一葉白帆。
單身樓建在低矮的山岡上,陡峭的石階從女貞樹叢中,掛下來。像幽暗的門簾。另一側,是一個礦區貨物中轉站。陰涼的鐵軌銹跡斑駁。這是一條礦區鐵路,很少有火車穿行。中轉站停靠了空拉拉的火車。這是我見過的最短的火車,四五節車廂。很少有人在那兒搬運貨物。往外300米,是一個水泥制品廠,工人穿青灰色的工作服,戴著口罩。上3樓,要轉2個彎角。彎角的地方會傳來沖水的聲音,和長長的尖叫——工友們在廁所里洗澡,邊唱歌邊啊啊啊地亂吼。而不遠處,礦區的景象覆蓋了視野。在高高的山尖,挖開的泥土裸露出巨石,漿水,翻倒的杉樹,褐色,黃色,黑色,礦車仿佛一群受傷的猛獸,在山野四散奔跑。尤其在晚上,礦區成了燈的海洋,把天空輝映的色彩斑斕。
應天寺不是寺,而是一座山,適合俯視和遠眺。單身樓出發要爬20分鐘,中間要經過一個磨浮分廠。分廠是鋼構的,趴在山坳,我們經常進去完,看巨大的鋼球磨礦石,呼啷呼啷,噹噹噹。每次我都會說,鋼球真像個腐敗分子,肚子大大的,什么都吃得下,還不吐骨頭。站在應天寺,主干道生活區和永平鎮,盡收眼底。1993年,當地人在這里發現了金礦,各自為陣,胡亂開采。群毆和槍擊事件不可避免地發生。1994年初,一個叫雞母眼的人,用10多條長槍統治了它。他的哥哥是鎮長。后來,雞母眼用金磚收買了市委、縣委以及公檢法的某些不法之人,成為上饒黑社會的龍頭。2002年,公安部把他及他的團伙殲滅,震驚全國。而我們那時坐在應天寺的巖石上,朗誦自己的詩歌,切磋技藝。現在的應天寺已經沒人上去了,到處是窟窿,人掉進去就出不來。
我們還會騎幾十里路的單車,去拜訪一座古墓,探望一個民間藝人。我們并沒有把這種郊游,當作休閑,而是我們詩歌運動的一部分。我們的主義就是生活詩歌化。蕭窮,紫薇,徐勇,渭波,三子,都會匯聚而來。用紫薇的話說,永平是江西詩歌的集散地。1994年,紅塵參加《詩刊》社的第十二屆“青春詩會” ,把我們心中上萬噸的熱血,進行了1000多公里的搬運。
詩歌讓我們對生活,處于失聽的狀態。至少我沒預感到,有一種澎湃的水流,在逼近,挾裹而來,泥沙俱下。
第一次見紅塵,是在1989年春的一個星期天,我還是個學生。我和徐勇在渭波老師的文聯辦公室玩。辦公室在3樓的角落里,白天也亮著燈。一個戴酒瓶底眼鏡的人,走進來,蚊子一樣輕細的聲音問:“鄭老師在嗎?”他說他是永平銅礦的工人,寫詩。渭波老師雙腳擱在桌上,打量著這個濃密絡腮胡的人,手一攤,說,帶了詩么?他從帆布包里拿出一本詩稿,謙恭地站著。我沒讀懂他的詩,反而對他的鋼筆字和插圖記憶猶新。字細小,遒勁,有刀鋒感;插圖是寫意的抽象畫,有點夸張。后來我才知道,紅塵學過5年的繪畫。
我們是一伙貪玩的人,經常不上班,去偏遠的鄉村,一晃就三五天。鵝湖,傍羅,陳家寨,黃柏,界田,是我們去得最多的。有很長的時間,紅塵迷戀于去x x 小學,破單車一放,就往x x 女教師的辦公室鉆。女教師愛理不理的。她并不漂亮,額頭有點高,臉尖,像一支箆麻。
銅礦的那幫朋友,那時都未婚。在當年,我并不理解,一個酷愛藝術的工人,未婚意味著什么。就是今天,他們之中,有的還遠走他鄉,另謀前程,有的還住在單身樓里。一個醫院的女院長,為紅塵介紹了女朋友。那女的和紅塵交往了兩次,就嫌他是工人,沒錢,會寫詩又有什么用呢?女院長實在看重這個厚嘴唇的人,說:“我女兒嫁給你吧。”
1995年秋,紅塵結婚。婚禮在周末舉行,上饒的詩人和藝術家濟濟一堂。我沒去。我已經掉進了銅錢大的窟窿里,抽不出身。
大概是1997年的“谷雨詩會”,紅塵拿出一組詩歌,是下半身的。在一個傳統的詩歌節,這組詩的境遇是可想而知的。紅塵遭到唾沫的洪水沖擊。他無精打采地坐在我的家里,一杯接一杯地喝酒。之后,在紙質媒體上,很難找到他的名字。紅塵在他者的世界中,成了一個失蹤的人,潛泳在另一個(我者)浩大的宙宇中。除了每年的“谷雨詩會”,我和他幾乎不再謀面。偶爾,我們會通通電話。
1996年,他去了礦宣傳部上班。之前,他一直在尾礦的水泵房看管抽水機。我沒去過,不知道那是一個什么環境。聽紅塵說,就是關、開電閘,很枯寂,要守夜。泵水嘩嘩嘩,機器轟轟轟,他就在那兒寫詩。2000年,他突然離開了宣傳部,到另一個水泵房上班。一個很遠的水泵房,要走10多里的山路。這個過程,給紅塵巨大的打擊。我們不知道問題出在什么地方——按我的低智商,把整個事件理解為詩歌場與官場嚴重脫離。一個詩人往往把官場看作毒。其實,他的領導一直很愛護他,而他把愛護理解為對自己的放任。我們謀劃把他調離銅礦,因他是工人編制,沒有操作成功。
前兩年,他買了電腦,他更是與世隔絕。我們都不知道他干什么。有好幾次,我叫他來走走,想看看他,他都說他在搞一個大的東西,來不了。他還勸我買電腦。我說我是一個動手能力很差的人,弄不來。去年夏天,我約他一同去南昌,看望朋友。他給了我一本書,是“垃圾派運動”的選本。我翻了幾頁,扔還給他,說:“早知道你搞這些,我不會和你交往。”一個主張唯美、高蹈的人,怎么崇拜垃圾呢?他木訥地看著我,傻了。回到家里,我很后悔說那句話。我發現我不了解他——這些年里,他把自己當垃圾去研究,去解構。垃圾成了他自我的隱喻。我甚至缺乏對他成果的尊重。
有一次我跟他打電話,聽到他兒子在邊上說,爸爸,不要說那么長,打電話要錢的。那時,他兒子八歲。他兒子敦實,乖順,成績很好。我給他的電話,有一半是他兒子接聽的。他兒子說:“我爸爸送媽媽去上夜班了,還沒回來。”他老婆在銅礦電視臺上班,放錄像。
有好幾次,市里搞詩歌活動,我打電話叫他來。他說不方便請假,還是不去吧。我聽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去年冬,我們組織全省的散文筆會,邀請了外省的編輯和散文家來,我提前半個月就對紅塵說了,我想讓他出來透透氣,不要金魚一樣悶在小缸里。他說話吞吞吐吐。我知道他很想來,我說我代你請假吧,參加筆會又不是集體嫖娼,怕什么。主干道,他往右走是600米,往左走是400米,他家對面是一個小公園。每天,他就那么來來回回地走。他說他愛上了散步,想多活幾年。公園有一株臘梅,花期很長,花一開,大家就去照像。紅塵也去。他們有一伙搞攝影和繪畫的,星期天,他們開輛吉普車,去鄉村采風。這是這兩年的事,而之前,是紅塵一個人,其輛破單車,漫山遍野地亂逛。
他已經變成了另外一個人,膽小怕事,對生活有恐懼感。他完全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白紙黑字,這就是一個人的宿命。墨水是含有血液比重的,像炭包藏著火焰。他幾乎不去投稿了。他是一個以內心感受文字愉悅的人。
其實,還有誰沒有成為另外一個人呢?億華做了江湖游醫,他在處方上寫詩。圻子從教書先生變成了公安警察,龍天進了組織部,他們都不寫了。我想,他們一定經過內心的崩塌,雪崩多年。我,何嘗不是另一個我呢?滿街找錢,為了算計某些利益,整夜失眠。我們都不可能放棄生活,去朝圣。
“你還在寫東西嗎。”一個深圳回來的朋友對我說,“文字是毒。”我說不出話。是的。在圈外的場合,我從不說我是個碼字的。在一次媒體訪問中,談到作家的身份時,我說,作家、收破爛的、游民,屬同一個類別,是最邊緣化的。我怕別人識破我是一個作家,那種尷尬有點像小偷被當街辨認出來。我一直警惕自己,不要被文字化為一滴淚水。
在某個角落里(陰暗的,可以無限放大的疆域),陳放著許多人,許多事,不為人知,也不為己知。而某一天,他們,它們,會顯現出來。我知道,這是文字的顯影,是我們在黑夜留下的痕跡。我們所向往的就是在一條隧道里懷念身后的光。其實,身后的光根本不存在。
2005年4月24——29
2007年3期《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