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詩人大都是多血質,一時興起,慨然送我一本他珍藏50多年的舊書,且是三十年代出版的老版本,紙頁變黃了,脆了,翻動時,得異常小心,書的封皮也脫落了。我隨便瞅了一眼書名《文學與興趣》,這么古舊的東西,還是用繁體字豎排的,誰還有興趣讀?
我漫不經心的樣子,很有些傷了詩人的心。他輕輕合上書頁,說起了書的來歷。
那還是解放初期,剛脫下軍裝的詩人回家探親,探望在國家民委工作的父親。正是父親帶著他,孩童時(11歲)便參加了赫赫有名的回民支隊。靠著半部《水滸傳》自學的他,非常喜愛讀書,也愛逛舊書攤。在北京琉璃廠淘書,他淘到了《文學與興趣》。從此,這本書如影隨行伴隨他半個多世紀。帶著這本書,他回東北老家參加重工業建設。因詩招禍,6首諷刺官僚主義的詩,讓他從一名紅小鬼一夜之間成了另類。頭戴荊冠,他仍然帶著這本書,發配去了黃土漫漫的大西北。“文化大革命”,他首當其沖,皮肉之苦他能挺過去,只怕心愛的書被抄走。他搜盡苦腸,想出一招,用塑料布把書包了又包,扎了又扎,卷成一束,偷偷埋進自家的花盆里,才僥幸逃過一劫。
書與詩人傳奇般的遭遇,使我產生了好奇,這是一本什么樣的書,讓他無論北上還是西去,如此割舍不下呢?
打開扉頁,先翻翻目錄,再看看作者的名字,全都是些頂尖級的現代文學大家,茅盾、巴金、沈從文、朱光潛、孫伏園、靳以、黎烈文、徐懋庸、鄭伯奇、孫用、劉大杰、馬宗融、李公仆、卞之琳、艾蕪、趙家壁、白薇、草明……一本書里,居然約請到那么多的名家大師,這位約稿的編輯太厲害了,真了不得。他是誰呢?可惜扉頁與版權頁都缺損了。我請北大學子上網查詢,首都圖書館和北京大學圖書館網站都查不到,不禁私下竊喜,或許絕版了,最好是稀見的版本。
這樣一來,翻閱這本舊書,心境就大不同了,它把我帶到70多年前,名家大師們的青蔥歲月,那時他們都很年輕,有的還是浪漫的文學青年。
二
原以為名家大師的自述,不是“懺悔錄”,就是“成功史”,不是感傷的,就是夸大的。怎么也沒想到大師們年輕時的文章,寫得如此坦誠率性,平易生動。單單看那題目,就讓人覺得夠新鮮的:《我曾經穿過怎樣緊的鞋子》(茅盾),《我的寫作與水的關系》(沈從文),《我在文學方面的失敗》(徐懋庸),《我要求活人的文學》(林庚),《追求藝術的苦悶》(劉大杰),《文學於我只是客串》(孫毓棠),《苦難使我接近了文學》(奚如),《我希望能夠不再提筆》,這篇文章居然是著作等身的巴老寫的,“文學是什么?我不知道,而且我始終就不曾想知道。”這話也是巴老說的,我簡直難以置信。
生在一個古舊的大家庭里的巴金,有“將近二十個的長輩,有三十個以上的兄弟姊妹,有四五十個男女傭人。”巴金卻說“從小就愛和下人在一起,我是在下人中間長大的。”“雖然也曾跟在文豪學士的后面喊過幾聲,但也不過喊而已,自己從不敢妄想跟著文豪學士高視闊步地走進文壇。”
社會現象像一根鞭子在后面驅使巴金拿起筆。他常常絕望地自問,“難道我是被命定了跟在文豪學士后面吶喊的么?”因此他“希望能夠堅持著不再把我的筆提起來。”
讀著這樣的文字,我漸漸接近了講真話的巴金。
從文章里,我認識了離家漂泊,由四川到云南,由云南到緬甸,顛沛流離,一路上帶著書,帶著紙筆,和一只用細麻繩吊在頸子上的墨水瓶。這個墨水瓶掛在頸子上寫作的人叫艾蕪。
漂泊的艾蕪,在多雨的桂林遇上了同鄉作家巴金。巴金自作主張,替他編了短篇小說集《逃荒》,連書名也是巴金起的。在《逃荒》后記中,巴金認為“那里面閃露著我們的靈魂,貫串著我們的愛憎”。讀這樣的文章,會使我們永遠做一個正直的中國人。
茅盾先生在我的印象中,總是儼然端坐一室,通貫古今的。除了讀過他不多的幾部作品,《子夜》、《林家鋪子》、《春蠶》、《白楊禮贊》,很少接觸到他作品以外的文字。只是聽說為了寫《子夜》,茅盾先生天天到上海交易所去觀察,混在那些隨著股票漲落而狂呼亂叫的人群,親身去體驗股民的那種瘋狂感情。
這回讀到他早年寫的東西,尤其是《我曾經穿過怎樣緊的鞋子》,十分新奇。茅盾說他小學時,最喜歡繪畫。教繪畫的是一位60多歲的老先生,他的專門本領是畫“尊容”。他教學生臨摹《芥子園》圖畫譜,從不自己動手。進了中學,教圖畫的老師則不同。他強調書畫兒最要緊的訣竅是用筆的先后。他當場一筆一筆現畫,要學生們跟著一筆一筆現臨。然而中學生的茅盾,課余時間大多消費在舊小說上頭,繪畫只是上課時應個景兒。國文教師是位“孝廉公”,稱贊茅盾文思開展,卻又不滿意他的小說調子。告誡他,等到你的文章立定了格局,然后再看小說。他讓學生多讀莊子和韓文,引起了學生的逆反心理。多年以后,茅盾感到慶幸:假使當時有人指定了某小說叫我讀,而且一定要讀到我“立定了格局,”,我想我對于小說也要反感……幸而不久就來了‘辛亥’,“老先生們慨然于‘世變’之巨,也就一切都看穿些,于是我也不再逢到好意的指導叫我穿那種‘緊鞋子’了。”
小默(有人說是林默涵)的《我對于文學的理解與經驗》排在頭題。文章開明宗義,“我與文學久已在藕斷絲連的狀態中,不意最近竟是墜歡重拾。”小默說文學自有它的偉大的社會使命。然而,“說來慚愧,于我它曾經以‘夢’和‘酒’的姿態出現。”像大多數舊家子弟那樣,小默多少受到舊文學的陶冶。然而,引領他走上文學道路的,不是韓柳歐蘇的古文,漢魏盛唐的詩歌,而是李商隱的無題詩,龔自珍的七絕雜詩,南唐二主,納蘭性德的詞,《桃花扇傳奇》、《紅樓夢》、《花月痕》那樣的小說。據他自己說“當時大抵還染了一點才子氣……”
《我有錢就買書》,錢歌川的話深得我心,我看了不覺微笑。一本新書到手,不肯一口氣把它讀完,好像吃到好東西,不顧一切地吞咽下去。先是把玩它的外形----封面、裝幀、色彩,然后再翻開第一頁,從目錄的標題上,一一去揣摩它的內容。愛書的心情,使錢先生不忍心把任何書損壞;他反對圈點,眉批或畫杠杠,弄得一塌糊涂。錢先生說,別人可以在茶館里坐上幾個鐘頭不覺得難過,他只能在書店里站四五個鐘頭,“從那里走出來時,便什么事都鉤上心來,同時肚皮也餓了,兩腳也僵了,只可以長長的舒一口氣,什么話卻不能說”。
女作家草明聲稱《我不愿意坐這把交椅》。十四歲那年,瘦弱多病的草明隨父兄從廣東順德鄉村來到廣州,中學一位教師看過草明一篇小說之后,曾經鼓勵她:“我希望你用跑步的姿勢邁進著,文壇上有一把交椅等待著你呵”。然而草明卻非常清楚:“他給我預定的這把交椅,在我毫無用處。”草明雖說“永遠不去回顧那位教師給我預備的交椅。”但她卻用自己新的筆頭,通過新的認識,寫出新的作品。
朱光潛坦誠,他生平有一種壞脾氣,每到市場去閑逛,見一樣就想買一樣,無論怎樣無用的破銅爛鐵,只要一時高興,就保留不住腰包里最后的一文錢。他做學問也是如此。朱先生以《一個失敗者的警告》告誡將來想成功者:“文藝像歷史哲學兩種學問一樣,有如金字塔,要鋪下一個很寬廣笨重的基礎,才可以逐漸砌成一個尖頂來。如果入手就想造成一個尖頂,結果只有倒塌”。
有意思的是陳子展,聲稱《文學于我是無緣的》,他文筆犀利,直抒胸臆,不信讀一段試試:“不是為了有什么天才要表現,不是為了有什么學問要闡揚,不是為了有什么主義要宣傳,我所以提筆寫一點‘不三不四’‘南腔北調’(借用周樹人老先生語,理合聲明)的東西,一則為了騙飯吃,一則為了發牢騷”。“至于無可奈何地寫一點歷史或考證性質的撈什子,并不敢自詡有什么‘歷史癖’、‘考證癖’……”如今,有哪位作家會這么直言不諱,直截了當:提筆寫東西,一是為了騙飯吃,二是為了發牢騷?
于賡虞以為《天才是長久的忍耐》。他把現代詩人分為三等,一是誤在過于相信個人的“天才”,而任情寫去,再者誤于過分追求標新立異,“最下者,是那無骨的模仿者,輾轉于他人的掌心,而遺棄了個人的氣質!”于賡虞對孤獨者寄予很高的期望,“中國詩壇的巨匠,只待那些有血有肉而又忍耐的孤獨者。”由此得出結論,“天才是長久的忍耐”。
劉大杰傾訴《追求藝術的苦悶》,進高師的第三年下學期,郁達夫先生來校教文學。劉大杰那時正從家里逃婚出來,手中一文錢也沒有,痛苦地寄居學校一間小房里,心里充滿著說不出的壓迫情緒。于是,他把逃婚的事為骨干,“寫了一篇萬把字長的似是而非的小說,那篇名是《桃林寺》。”劉大杰送給郁達夫先生看,郁達夫說:還好的。他立即拿起筆來寫了一封介紹信。十天以后,小說果然連續地登了出來,編輯先生寄來十二塊錢,外附一頁信,很客氣地叫劉大杰以后常替《晨報副刊》寫文章。當時他握著那封信,握著那張十二塊錢的匯票,跑出跑進,流出了歡喜之淚。
資深報人汪倜然,每天除編報以外,還得看6種晨報,翻3種日文報,念英文報。他指出,現在最多的是“玩文學”的文學票友,和“吃文學飯”的文學職工。他勸所志文學的青年,“不急于事功,不急于名利,以最大的熱誠,不斷的努力,寫你所要寫的。”他的處世態度是“對他人虛心,對自己嚴刻(苛?),不黨同伐異,也不勾結貴要。”他只愿意自己的作品因其本身的價值獲得發表,不愿意編輯因看交情而采用一篇東西。“盡自己的力量,努力寫一點較不卑劣的東西”,他相信這是每個文人的底線。
《關于文學》孫用說得很不客氣:文學的一切界說是無用的。最好的批評不過是老實的“私見”。“作家的一切經驗是不相干的。……批評家們所說的什么主義,什么主義,不過是‘換湯不換藥’的名詞的游戲。”言辭激烈的孫用先生,他理解的“所謂文學”,狹義的解釋是“愛讀的書目”,而廣義的解釋是“值得讀的書目”。
與一般文人逞才使氣的風格不同,教書先生趙景深的文章寫得樸實平和,《我要做一個勤懇的園丁》。談到中國文學史,趙景深比較了鄭振鐸的版本與陸侃如、馮沅君合編的中國詩史的優長后,認為,“文學史該是一切喜愛文學者努力研究的結晶,這部書該由大家的力量來編。”他提議:集合許多有興趣于此的人來合編……譬如說,鄭振鐸、馬廉、魯迅、胡適、吳梅等編中國小說戲曲,任訥、虞前編散曲,趙萬里、夏承燾、龍榆生等編詞,周作人等編明末小品文……趙先生對文學史的總體看法是:“與其博大,不如精深。”趙景深先生早年對編寫文學史就有如此精辟的見解,令人肅然起敬。
也是從趙先生“九年前(1926)編中國文學小史……”的文章中,我才弄清了手頭這本書切近的出版日期。假如征文當年出版,應當是1935年,倘若第二年出書,我想,最遲不會超過1936年,因為從以下兩位作家的文章里可以看出編輯催稿很急。“月初接著朋友的來信,要我寫一點關于‘我與文學’的東西。”(張夢麟)“承文學社兩次來信,要我寫‘我與文學’這篇文章,我只得胡說一頓。”(白薇)。
白薇是位極富個性的女作家,曾以張揚的領袖姿態,糾合第三女師范年輕氣銳的同學,要求教師講世界大勢的新文章,讀白話文,掀起學校新舊沖突的風波。后來赴日本留學,“經濟蹂躪了一個苦學生的心臟”,白薇傷心地斷了學圖畫的念頭,轉攻文學。讀文學書才三個月,“便不自量地寫了篇三幕劇《蘇斐》,”為留日學生賑災公演,白薇自己演主角。奔流時代,蘇雪林與白薇很要好,她每次和白薇見面,總好說幾句“我們女作家,我們女作家。”白薇一聽她說這話就脊背發緊。白薇說:“‘作家’,中國現在,嚴格地說來真有幾個?‘女作家’,現代中國,更有幾根鳳毛麟角?起碼我是不配稱‘女作家的’……”
“我們女作家,我們女作家”,70年后,我耳邊依稀聽見白薇在追問,“你配稱‘女作家’么?”我也用她的話拷問自己。香港作家葉靈鳳的《讀書隨筆》第二集里,有一篇《白薇----我們的女將》,追溯在早期創作社刊物中發表過文章的女作家,共有兩位,一位淦女士(即馮沅君),另一位便是白薇。白薇,湖南人。外表看起來非常柔順,內心卻剛毅堅定。葉靈鳳第一次見到白薇,她剛從日本放假回來。“只覺得她還很年輕,態度非常溫文嫻雅,戴著相當深的近視眼鏡……”
白薇的字,也寫得很別致。她習慣用鋼筆寫字,每個字的起頭和收筆都用力捺一捺,寫得兩頭粗中間細,加上筆劃有點顫動,被葉靈鳳一伙文學青年戲稱為“蝌蚪體”。這篇《我投到文學圈里的初衷》,或許就是用“蝌蚪體”草就的吧?
詩人卞之琳寫了篇《我的印詩小記》。卞之琳的《斷章》曾被無數文學青年奉為經典。“我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1929年秋天,卞之琳北來上學,在未名湖畔做了一年好學生,把最難排遣的黃昏大半打發在圖書館里。第二個冬天忽然荒唐起來。“冬天將過,徐志摩先生回北大教我們書,一時高興,抄了幾首給他看,結果說是要選登詩刊,”徐志摩把卞之琳“沒有喂火爐的二十幾首都要去了帶到上海”。當時完全不相識的沈從文在上海見了,就給卞寫了一封幾頁紙的信,說他和徐先生都認為可以印一個小冊子。“不久在創作月刊上意外的發見了從文的一篇《群鴉集》附記,看了才知道自己的小冊子名字也有了。”
徐志摩先生和新月書店說妥,決定印行《群鴉集》。從夏天到秋天,卞之琳又寫了一些陸續寄去。徐先生來信說愿意作序,書“遲至11月總可出版”。“可是接著就碰到了意外,11月徐先生遇難了,群鴉不吉利,出版也無望了。”1933年1月,卞之琳回南方路過上海,見到邵洵美先生,據說《群鴉集》快付印了,可幾天后又碰到難題。“于是第一本印成的詩就算三秋草了”。
后來卞之琳賣掉了十幾首《惡之花》譯作給新月書店,作路費,跑到青島去找孫大雨、沈從文兩先生玩,此時,沈從文已應校長楊振聲先生之邀,在青島大學教書。談起印詩事,“從文說他出錢給我印一本,雖然我曾見到他抽屜里有幾張當票,他終于做了一本小書的老板了。”
靠著微薄的薪金養家糊口,沈從文先生常常捉襟見肘,但他卻變賣家中的物品,用自己的當票資助莘莘學子出書,替徐志摩先生了卻了生前的一樁心愿。
《群鴉集》幾經周折印了三百本。
三
沈從文先生對默默無聞的文學青年的扶持提攜,體現了中國文壇的一個極好傳統。文壇流傳的另一段佳話,是關于郁達夫與沈從文的。
1922年歲末,20歲的沈從文從邊城小鎮湘西來到古都,尋找生命獨立的意義與價值。在前門外楊梅竹斜街住半年后,為著求學,搬到沙灘附近的銀閘胡同,一間由原先貯煤間改造的潮濕的小屋,沈從文特地為這個房間取名“窄而霉小齋”。銀閘胡同就在北大紅樓附近,其時蔡元培任北大校長,由于蔡元培先生的遠見卓識,北大向一切人開放,也因此,沈從文成了北大旁聽生。
沒有了經濟來源的沈從文,一面時斷時續在北大聽課,一面沒日沒夜地伏案寫作。第二年冬,走投無路的沈從文,懷著一絲希望,寫信向幾位知名作家投書求助。這時,郁達夫正受聘北京大學統計學講師。
11月13日,在接到沈從文的來信后,郁達夫立刻冒雪趕來看望沈從文。門外雪花紛紛揚揚,郁達夫推開“窄而霉小齋”,屋內冷嗖嗖的沒有火爐,沈從文身穿兩件夾衣,用棉被裹著雙腿,正用凍得紅腫的手提筆寫作。……
“哎呀,你就是沈從文……你原來這樣小。我是郁達夫,我看過你的文章,……好好寫下去。”
默默聽著沈從文傾訴自己來北京的打算和有一頓沒一頓的慘狀。這個身材瘦長,顴骨很高,表面看來像個江浙商人,而有一肚子絕世才華的郁達夫,感到脊背一陣發冷,他站起身來,將脖子上一條淡灰色羊毛圍巾摘下,披到沈從文身上。然后邀沈從文一道上附近小飯館吃飯。吃飯花去一塊七毛多錢,郁達夫拿出五塊錢會了帳,找回的三塊多錢全給了沈從文。一回到住處,沈從文禁不住伏在桌上哭了。
“袋中無錢,心中多恨。”沈從文的遭遇引發了郁達夫對社會黑暗的憤懣不滿,從“小齋“回來的當天晚上,郁達夫奮筆疾書,寫下了《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文章稱贊了沈從文“堅忍不拔的雄心”,也詫異于沈從文的“簡單愚直”,末了,這位始終沒有脫下“五四長衫”的知識分子,為沈從文的出路擬了上中下“三策”。《公開狀》痛快淋漓地斥責社會的不平,鼓動叛逆,在青年中引起強烈共鳴。
不久,郁達夫即向《晨報.副刊》主編推薦,沈從文開始向《晨報》投稿。
當沈從文在逆境中苦苦掙扎的時候,是誠懇熱情,帶點名士風度的郁達夫,首先給予了這位未來小說大家以人世間難得的真情撫慰。
50年以后,郁達夫的侄女郁風拜訪沈從文,兩人談及這件往事,70多歲的老人笑了,笑得那么天真,那么激動。“他說那情景一輩子也不會忘記:‘后來他拿出五塊錢,同我出去吃了飯,找回來的錢都留給我了。那時的五塊錢啊!’。”
郁達夫探望沈從文三個月后,沈從文借乘公共汽車的一段經歷,將自己內心的孤獨痛苦寫成散文《遙夜----五》。北大哲學系教授林宰平讀到后,發表文章稱“全文俱佳,實在能夠感動人”,成為現代文學史上對沈從文作品的第一篇評論。林宰平又將沈的困境告訴梁啟超先生,梁先生遂介紹沈從文到熊希齡的香山慈幼院圖書館做了一名辦事員。在新月社的朗讀會上,林宰平介紹沈從文認識了風度翩翩的江南才子徐志摩。
在此之前,徐志摩對尚不相識的初學寫作者沈從文的《市集》,已經寫過《志摩的欣賞》:“這是多么美麗、多么生動的一幅鄉村畫。作者的筆真像是夢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紋瘦鰜鳒的夢河里蕩著,處處有著落,卻又處處不留痕跡,這般作品不是寫成的,是‘想成’的。給這類的作者,批評是多余的。因為他自己的想象是最不放松的,不出聲的批評者;獎勵也是多余的,因為春草的發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著人們的獎勵的。”刊載于1925年11月11日《晨報副刊》上的《志摩的欣賞》,堅定了沈從文走上文學道路的信心。雖然,事后沈從文幽默地稱這是使他“背膊發麻”的贊語。
經歷過無望無助的人生痛苦,沈從文更能切身體會到貧困文學青年在現實環境中遭遇的人生哀痛。
1933年9月9日,沈從文與張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園水榭舉辦了婚禮,新居在西城達子營。同一個月,沈從文從“學衡派”吳宓手里,接編《大公報.文藝》副刊。他特別留心那些出身清寒的青年作者的稿件,附在稿件后的作者的來信,訴說自己絕望的困境。這些來信勾起沈從文對往事的回憶。他想起關愛過自己的師長郁達夫、徐志摩、林宰平,接濟過自己的北大南開學生劉夢煒、黎錦明、陳煒謨、陳翔鶴、董秋斯,還有北京農大的30來個湖南老鄉……
他也不會忘記,十年前,《晨報副刊》的編輯在一次聚會上,將他投寄該刊的十來篇文章連成一個長條,攤開后當眾奚落:“這是某大作家的作品!”隨后把文章揉成一團,向字紙簍扔去。他忘不了當初聽到這個消息時的錐心之痛。他告誡自己作了編輯之后,決不讓投稿青年蒙受他當年的屈辱。正是前輩作家伸出援助之手,引領自己走上了文學之路。
王西彥在《<鄉土.歲月.追尋>》(新文學史料1984年第4期)一系列文章中回憶:沈從文對他送去的稿子,總是用極寬容的態度對待,盡可能使它們得到發表的機會。他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夜宿集》,也是從文先生給取的書名并推薦給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直到現在,雖然迭經變亂,我竟奇跡似的保留下一份經過從文先生簽字的出版契約,成為自己漫長寫作歷史上一個值得回憶的紀念。”
沈從文每月的薪金大多用來請作者吃飯,或給青年作者預支稿酬上。他還時常接濟窮困學生,尤其逢年過節,有文學青年來借貸,即便家中所剩無幾,也盡其所有幫助人家。張充和在《三姐夫沈二哥》一文中寫道:“沈二哥極愛朋友,在那小小的樸素的家中,友朋往來不斷……沒想到我爸爸自命名‘吉友’,這女婿倒能接此家風。一次,宗和大弟進城邀我同靳以去看戲,約在達子營集中。正好有人告急,沈二哥便對我們說:‘四妹,大弟,戲莫看了,把錢借給我。等我得了稿費還你們。’我們面軟,便把口袋所有的錢都掏給他。以后靳以來了,他還對靳以說:‘他們是學生,應要多用功讀書,你年長一些,怎么帶他們去看戲。’靳以被他說得眼睛一眨一眨的,不好說什么。以后我們看戲,就不再經過他家了。”
1988年5月10日,正直善良的沈從文離開人世。沈夫人張兆和說:“這個來自湘西的山里人倔得很,但一向寬厚待人,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我相信,他諒解并且原諒一切。”
巴金以一個老友的真摯感情寫下《懷念從文》:“……最近我意外地找到1944年12月14日寫給從文的信,里面有這樣的話:‘前兩個月我和家寶(曹禺)常見面,我們談起你,覺得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熱心幫忙的人只有你,至少你是第一個。這是真話。’
“我在從文家作客的時候,他編輯的《大公報.文藝》副刊和讀者見面了……我為《文藝》寫過一篇散文,發刊后我拿回原稿。這手稿我后來捐贈北京圖書館了。我的鋼筆字很差,墨水淺淺,只能說是勉勵可讀,從文卻用毛筆填寫得清清楚楚。我真想謝謝他,可是我知道他從來就是這樣工作,他為多少年輕人看稿、改稿,并設法介紹出去。他還花錢刊印一個青年詩人的第一本詩集并為它作序。不是聽說,我親眼見到那本詩集。”
那本詩集,正是卞之琳多災多難的三秋草----《群鴉集》。
整本舊書中,我最喜歡讀的還是沈從文的《我的寫作與水的關系》,我反復讀了幾遍,一如我為了寫這篇往事,悉心研讀凌宇先生的《沈從文傳》。或許是地緣的原故吧,我的出生地贛江毗鄰湘江,沈先生描摹的風土人情我非常熟悉,他那被水浸潤過的文字風格是我十分推崇的。是啊,南方“值得回憶的哀樂人事常是濕的”。
“……我對于宇宙認識得深一點,也虧得是水。‘孤獨一點,在你缺少一切的時節,你就會發現,原來還有你自己。’這是一句真話。我有我自己的生活與思想,可以說是皆從孤獨得來的。我的教育,也是從孤獨中得來的,然而這點孤獨,與水不能分開。”
沈從文的學生,作家汪曾祺說:“沈從文在一條長達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輩子。20歲以前生活在沅水邊的土地上;20歲以后生活在對這片土地的印象里。”
從湯湯流水上,沈從文明白了萬千人事,學會了廣博知識,見過了大千世界,他的想像也是在沅水上擴大的。
沈從文小說中人物的性格,全是他在水邊船上所見到的人物性格。他的文字中透出一點憂郁氣質,是因為被南方的陰雨天氣影響而來。
到了北方,領略了大海的胸襟氣魄,沈從文有了另一番感悟:
“海既那么寬泛無涯無際,我對于人生遠景眸凝的機會便較多了些。海既那么寂寞,它培養了我的孤獨心情。海放大了我的感情與希望,且放大了我的人格……”
四
名家大師個個性情中人,他們身上有著名士的風度,他們的文章有著名士的風骨。原以為,大師們離自己很遙遠,不曾想,讀了這本70多年前出版的舊書,了解了他們在文學這條路上“穿過怎樣緊的鞋子”,曾經“墨水瓶掛在頸子上寫作的”,一下子覺得與大師們親近了。
我在京郊的古運河畔靜坐,默默溫習一段二、三十年代文壇往事,反復咀嚼沈從文說過的一句話“真的歷史卻是一條河”。遙想著神交已久,卻緣慳一面前輩作家們的風采,他們不僅有很高的才華,還有一顆金子般的心。他們為人為文是那樣真誠,對人毫無保留地披瀝真心。“真誠是一種心靈的開放”,這是法國作家拉羅什夫科說的。真誠,正是文學的生命。
過去常聽人說,“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作家之間恩恩怨怨,總有些門戶之見,每遇不合,則遠引高蹈,拂袖而去。然而,我從這本書上讀到的印象則恰好相反,“文人相親,文人相敬,相濡以沫”。當年有影響的前輩作家,幾乎無不愛才若渴,常常無私地提攜后進。許多正直的作家和沈從文一樣,有著獨立的人文精神,“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這廟供奉的是‘人性’。”在他們眼中,沒有尊貴之分,沒有壁壘之分,只有獨立的思想個性,只有不羈的文人情懷。他們以極高的天分和才華,自由揮灑,創造出了傳世的作品,這些作品,凸現了他們生命的價值與精神追求。他們有最值得尊敬的放大了的人格。
掩卷沉思,我仿佛覺得自己也置身于那些最真誠的人中間了……
歲月悠悠,往事悠悠……
原載《中國作家》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