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詩人大都是多血質，一時興起，慨然送我一本他珍藏50多年的舊書，且是三十年代出版的老版本，紙頁變黃了，脆了，翻動時，得異常小心，書的封皮也脫落了。我隨便瞅了一眼書名《文學與興趣》，這么古舊的東西，還是用繁體字豎排的，誰還有興趣讀？

　　我漫不經心的樣子，很有些傷了詩人的心。他輕輕合上書頁，說起了書的來歷。

　　那還是解放初期，剛脫下軍裝的詩人回家探親，探望在國家民委工作的父親。正是父親帶著他，孩童時(11歲)便參加了赫赫有名的回民支隊。靠著半部《水滸傳》自學的他，非常喜愛讀書，也愛逛舊書攤。在北京琉璃廠淘書，他淘到了《文學與興趣》。從此，這本書如影隨行伴隨他半個多世紀。帶著這本書，他回東北老家參加重工業建設。因詩招禍，6首諷刺官僚主義的詩，讓他從一名紅小鬼一夜之間成了另類。頭戴荊冠，他仍然帶著這本書，發配去了黃土漫漫的大西北。“文化大革命”，他首當其沖，皮肉之苦他能挺過去，只怕心愛的書被抄走。他搜盡苦腸，想出一招，用塑料布把書包了又包，扎了又扎，卷成一束，偷偷埋進自家的花盆里，才僥幸逃過一劫。

　　書與詩人傳奇般的遭遇，使我產生了好奇，這是一本什么樣的書，讓他無論北上還是西去，如此割舍不下呢？

　　打開扉頁，先翻翻目錄，再看看作者的名字，全都是些頂尖級的現代文學大家，茅盾、巴金、沈從文、朱光潛、孫伏園、靳以、黎烈文、徐懋庸、鄭伯奇、孫用、劉大杰、馬宗融、李公仆、卞之琳、艾蕪、趙家壁、白薇、草明……一本書里，居然約請到那么多的名家大師，這位約稿的編輯太厲害了，真了不得。他是誰呢？可惜扉頁與版權頁都缺損了。我請北大學子上網查詢，首都圖書館和北京大學圖書館網站都查不到，不禁私下竊喜，或許絕版了，最好是稀見的版本。

　　這樣一來，翻閱這本舊書，心境就大不同了，它把我帶到70多年前，名家大師們的青蔥歲月，那時他們都很年輕，有的還是浪漫的文學青年。

　　二

　　原以為名家大師的自述，不是“懺悔錄”，就是“成功史”，不是感傷的，就是夸大的。怎么也沒想到大師們年輕時的文章，寫得如此坦誠率性，平易生動。單單看那題目，就讓人覺得夠新鮮的：《我曾經穿過怎樣緊的鞋子》(茅盾)，《我的寫作與水的關系》(沈從文)，《我在文學方面的失敗》(徐懋庸)，《我要求活人的文學》(林庚)，《追求藝術的苦悶》(劉大杰)，《文學於我只是客串》(孫毓棠)，《苦難使我接近了文學》(奚如)，《我希望能夠不再提筆》，這篇文章居然是著作等身的巴老寫的，“文學是什么？我不知道，而且我始終就不曾想知道。”這話也是巴老說的，我簡直難以置信。

　　生在一個古舊的大家庭里的巴金，有“將近二十個的長輩，有三十個以上的兄弟姊妹，有四五十個男女傭人。”巴金卻說“從小就愛和下人在一起，我是在下人中間長大的。”“雖然也曾跟在文豪學士的后面喊過幾聲，但也不過喊而已，自己從不敢妄想跟著文豪學士高視闊步地走進文壇。”

　　社會現象像一根鞭子在后面驅使巴金拿起筆。他常常絕望地自問，“難道我是被命定了跟在文豪學士后面吶喊的么？”因此他“希望能夠堅持著不再把我的筆提起來。”

　　讀著這樣的文字，我漸漸接近了講真話的巴金。

　　從文章里，我認識了離家漂泊，由四川到云南，由云南到緬甸，顛沛流離，一路上帶著書，帶著紙筆，和一只用細麻繩吊在頸子上的墨水瓶。這個墨水瓶掛在頸子上寫作的人叫艾蕪。

　　漂泊的艾蕪，在多雨的桂林遇上了同鄉作家巴金。巴金自作主張，替他編了短篇小說集《逃荒》，連書名也是巴金起的。在《逃荒》后記中，巴金認為“那里面閃露著我們的靈魂，貫串著我們的愛憎”。讀這樣的文章，會使我們永遠做一個正直的中國人。

　　茅盾先生在我的印象中，總是儼然端坐一室，通貫古今的。除了讀過他不多的幾部作品，《子夜》、《林家鋪子》、《春蠶》、《白楊禮贊》，很少接觸到他作品以外的文字。只是聽說為了寫《子夜》，茅盾先生天天到上海交易所去觀察，混在那些隨著股票漲落而狂呼亂叫的人群，親身去體驗股民的那種瘋狂感情。

　　這回讀到他早年寫的東西，尤其是《我曾經穿過怎樣緊的鞋子》，十分新奇。茅盾說他小學時，最喜歡繪畫。教繪畫的是一位60多歲的老先生，他的專門本領是畫“尊容”。他教學生臨摹《芥子園》圖畫譜，從不自己動手。進了中學，教圖畫的老師則不同。他強調書畫兒最要緊的訣竅是用筆的先后。他當場一筆一筆現畫，要學生們跟著一筆一筆現臨。然而中學生的茅盾，課余時間大多消費在舊小說上頭，繪畫只是上課時應個景兒。國文教師是位“孝廉公”，稱贊茅盾文思開展，卻又不滿意他的小說調子。告誡他，等到你的文章立定了格局，然后再看小說。他讓學生多讀莊子和韓文，引起了學生的逆反心理。多年以后，茅盾感到慶幸：假使當時有人指定了某小說叫我讀，而且一定要讀到我“立定了格局，”，我想我對于小說也要反感……幸而不久就來了‘辛亥’，“老先生們慨然于‘世變’之巨，也就一切都看穿些，于是我也不再逢到好意的指導叫我穿那種‘緊鞋子’了。”

　　小默(有人說是林默涵)的《我對于文學的理解與經驗》排在頭題。文章開明宗義，“我與文學久已在藕斷絲連的狀態中，不意最近竟是墜歡重拾。”小默說文學自有它的偉大的社會使命。然而，“說來慚愧，于我它曾經以‘夢’和‘酒’的姿態出現。”像大多數舊家子弟那樣，小默多少受到舊文學的陶冶。然而，引領他走上文學道路的，不是韓柳歐蘇的古文，漢魏盛唐的詩歌，而是李商隱的無題詩，龔自珍的七絕雜詩，南唐二主，納蘭性德的詞，《桃花扇傳奇》、《紅樓夢》、《花月痕》那樣的小說。據他自己說“當時大抵還染了一點才子氣……”

　　《我有錢就買書》，錢歌川的話深得我心，我看了不覺微笑。一本新書到手，不肯一口氣把它讀完，好像吃到好東西，不顧一切地吞咽下去。先是把玩它的外形----封面、裝幀、色彩，然后再翻開第一頁，從目錄的標題上，一一去揣摩它的內容。愛書的心情，使錢先生不忍心把任何書損壞；他反對圈點，眉批或畫杠杠，弄得一塌糊涂。錢先生說，別人可以在茶館里坐上幾個鐘頭不覺得難過，他只能在書店里站四五個鐘頭，“從那里走出來時，便什么事都鉤上心來，同時肚皮也餓了，兩腳也僵了，只可以長長的舒一口氣，什么話卻不能說”。

　　女作家草明聲稱《我不愿意坐這把交椅》。十四歲那年，瘦弱多病的草明隨父兄從廣東順德鄉村來到廣州，中學一位教師看過草明一篇小說之后，曾經鼓勵她：“我希望你用跑步的姿勢邁進著，文壇上有一把交椅等待著你呵”。然而草明卻非常清楚：“他給我預定的這把交椅，在我毫無用處。”草明雖說“永遠不去回顧那位教師給我預備的交椅。”但她卻用自己新的筆頭，通過新的認識，寫出新的作品。

　　朱光潛坦誠，他生平有一種壞脾氣，每到市場去閑逛，見一樣就想買一樣，無論怎樣無用的破銅爛鐵，只要一時高興，就保留不住腰包里最后的一文錢。他做學問也是如此。朱先生以《一個失敗者的警告》告誡將來想成功者：“文藝像歷史哲學兩種學問一樣，有如金字塔，要鋪下一個很寬廣笨重的基礎，才可以逐漸砌成一個尖頂來。如果入手就想造成一個尖頂，結果只有倒塌”。

　　有意思的是陳子展，聲稱《文學于我是無緣的》，他文筆犀利，直抒胸臆，不信讀一段試試：“不是為了有什么天才要表現，不是為了有什么學問要闡揚，不是為了有什么主義要宣傳，我所以提筆寫一點‘不三不四’‘南腔北調’(借用周樹人老先生語，理合聲明)的東西，一則為了騙飯吃，一則為了發牢騷”。“至于無可奈何地寫一點歷史或考證性質的撈什子，并不敢自詡有什么‘歷史癖’、‘考證癖’……”如今，有哪位作家會這么直言不諱，直截了當：提筆寫東西，一是為了騙飯吃，二是為了發牢騷？

　　于賡虞以為《天才是長久的忍耐》。他把現代詩人分為三等，一是誤在過于相信個人的“天才”，而任情寫去，再者誤于過分追求標新立異，“最下者，是那無骨的模仿者，輾轉于他人的掌心，而遺棄了個人的氣質！”于賡虞對孤獨者寄予很高的期望，“中國詩壇的巨匠，只待那些有血有肉而又忍耐的孤獨者。”由此得出結論，“天才是長久的忍耐”。

　　劉大杰傾訴《追求藝術的苦悶》，進高師的第三年下學期，郁達夫先生來校教文學。劉大杰那時正從家里逃婚出來，手中一文錢也沒有，痛苦地寄居學校一間小房里，心里充滿著說不出的壓迫情緒。于是，他把逃婚的事為骨干，“寫了一篇萬把字長的似是而非的小說，那篇名是《桃林寺》。”劉大杰送給郁達夫先生看，郁達夫說：還好的。他立即拿起筆來寫了一封介紹信。十天以后，小說果然連續地登了出來，編輯先生寄來十二塊錢，外附一頁信，很客氣地叫劉大杰以后常替《晨報副刊》寫文章。當時他握著那封信，握著那張十二塊錢的匯票，跑出跑進，流出了歡喜之淚。

　　資深報人汪倜然，每天除編報以外，還得看6種晨報，翻3種日文報，念英文報。他指出，現在最多的是“玩文學”的文學票友，和“吃文學飯”的文學職工。他勸所志文學的青年，“不急于事功，不急于名利，以最大的熱誠，不斷的努力，寫你所要寫的。”他的處世態度是“對他人虛心，對自己嚴刻(苛？)，不黨同伐異，也不勾結貴要。”他只愿意自己的作品因其本身的價值獲得發表，不愿意編輯因看交情而采用一篇東西。“盡自己的力量，努力寫一點較不卑劣的東西”，他相信這是每個文人的底線。

　　《關于文學》孫用說得很不客氣：文學的一切界說是無用的。最好的批評不過是老實的“私見”。“作家的一切經驗是不相干的。……批評家們所說的什么主義，什么主義，不過是‘換湯不換藥’的名詞的游戲。”言辭激烈的孫用先生，他理解的“所謂文學”，狹義的解釋是“愛讀的書目”，而廣義的解釋是“值得讀的書目”。

　　與一般文人逞才使氣的風格不同，教書先生趙景深的文章寫得樸實平和，《我要做一個勤懇的園丁》。談到中國文學史，趙景深比較了鄭振鐸的版本與陸侃如、馮沅君合編的中國詩史的優長后，認為，“文學史該是一切喜愛文學者努力研究的結晶，這部書該由大家的力量來編。”他提議：集合許多有興趣于此的人來合編……譬如說，鄭振鐸、馬廉、魯迅、胡適、吳梅等編中國小說戲曲，任訥、虞前編散曲，趙萬里、夏承燾、龍榆生等編詞，周作人等編明末小品文……趙先生對文學史的總體看法是：“與其博大，不如精深。”趙景深先生早年對編寫文學史就有如此精辟的見解，令人肅然起敬。

　　也是從趙先生“九年前(1926)編中國文學小史……”的文章中，我才弄清了手頭這本書切近的出版日期。假如征文當年出版，應當是1935年，倘若第二年出書，我想，最遲不會超過1936年，因為從以下兩位作家的文章里可以看出編輯催稿很急。“月初接著朋友的來信，要我寫一點關于‘我與文學’的東西。”(張夢麟)“承文學社兩次來信，要我寫‘我與文學’這篇文章，我只得胡說一頓。”(白薇)。

　　白薇是位極富個性的女作家，曾以張揚的領袖姿態，糾合第三女師范年輕氣銳的同學，要求教師講世界大勢的新文章，讀白話文，掀起學校新舊沖突的風波。后來赴日本留學，“經濟蹂躪了一個苦學生的心臟”，白薇傷心地斷了學圖畫的念頭，轉攻文學。讀文學書才三個月，“便不自量地寫了篇三幕劇《蘇斐》，”為留日學生賑災公演，白薇自己演主角。奔流時代，蘇雪林與白薇很要好，她每次和白薇見面，總好說幾句“我們女作家，我們女作家。”白薇一聽她說這話就脊背發緊。白薇說：“‘作家’，中國現在，嚴格地說來真有幾個？‘女作家’，現代中國，更有幾根鳳毛麟角？起碼我是不配稱‘女作家的’……”

　　“我們女作家，我們女作家”，70年后，我耳邊依稀聽見白薇在追問，“你配稱‘女作家’么？”我也用她的話拷問自己。香港作家葉靈鳳的《讀書隨筆》第二集里，有一篇《白薇----我們的女將》，追溯在早期創作社刊物中發表過文章的女作家，共有兩位，一位淦女士(即馮沅君)，另一位便是白薇。白薇，湖南人。外表看起來非常柔順，內心卻剛毅堅定。葉靈鳳第一次見到白薇，她剛從日本放假回來。“只覺得她還很年輕，態度非常溫文嫻雅，戴著相當深的近視眼鏡……”

　　白薇的字，也寫得很別致。她習慣用鋼筆寫字，每個字的起頭和收筆都用力捺一捺，寫得兩頭粗中間細，加上筆劃有點顫動，被葉靈鳳一伙文學青年戲稱為“蝌蚪體”。這篇《我投到文學圈里的初衷》，或許就是用“蝌蚪體”草就的吧？

　　詩人卞之琳寫了篇《我的印詩小記》。卞之琳的《斷章》曾被無數文學青年奉為經典。“我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1929年秋天，卞之琳北來上學，在未名湖畔做了一年好學生，把最難排遣的黃昏大半打發在圖書館里。第二個冬天忽然荒唐起來。“冬天將過，徐志摩先生回北大教我們書，一時高興，抄了幾首給他看，結果說是要選登詩刊，”徐志摩把卞之琳“沒有喂火爐的二十幾首都要去了帶到上海”。當時完全不相識的沈從文在上海見了，就給卞寫了一封幾頁紙的信，說他和徐先生都認為可以印一個小冊子。“不久在創作月刊上意外的發見了從文的一篇《群鴉集》附記，看了才知道自己的小冊子名字也有了。”

　　徐志摩先生和新月書店說妥，決定印行《群鴉集》。從夏天到秋天，卞之琳又寫了一些陸續寄去。徐先生來信說愿意作序，書“遲至11月總可出版”。“可是接著就碰到了意外，11月徐先生遇難了，群鴉不吉利，出版也無望了。”1933年1月，卞之琳回南方路過上海，見到邵洵美先生，據說《群鴉集》快付印了，可幾天后又碰到難題。“于是第一本印成的詩就算三秋草了”。

　　后來卞之琳賣掉了十幾首《惡之花》譯作給新月書店，作路費，跑到青島去找孫大雨、沈從文兩先生玩，此時，沈從文已應校長楊振聲先生之邀，在青島大學教書。談起印詩事，“從文說他出錢給我印一本，雖然我曾見到他抽屜里有幾張當票，他終于做了一本小書的老板了。”

　　靠著微薄的薪金養家糊口，沈從文先生常常捉襟見肘，但他卻變賣家中的物品，用自己的當票資助莘莘學子出書，替徐志摩先生了卻了生前的一樁心愿。

　　《群鴉集》幾經周折印了三百本。

　　三

　　沈從文先生對默默無聞的文學青年的扶持提攜，體現了中國文壇的一個極好傳統。文壇流傳的另一段佳話，是關于郁達夫與沈從文的。

　　1922年歲末，20歲的沈從文從邊城小鎮湘西來到古都，尋找生命獨立的意義與價值。在前門外楊梅竹斜街住半年后，為著求學，搬到沙灘附近的銀閘胡同，一間由原先貯煤間改造的潮濕的小屋，沈從文特地為這個房間取名“窄而霉小齋”。銀閘胡同就在北大紅樓附近，其時蔡元培任北大校長，由于蔡元培先生的遠見卓識，北大向一切人開放，也因此，沈從文成了北大旁聽生。

　　沒有了經濟來源的沈從文，一面時斷時續在北大聽課，一面沒日沒夜地伏案寫作。第二年冬，走投無路的沈從文，懷著一絲希望，寫信向幾位知名作家投書求助。這時，郁達夫正受聘北京大學統計學講師。

　　11月13日，在接到沈從文的來信后，郁達夫立刻冒雪趕來看望沈從文。門外雪花紛紛揚揚，郁達夫推開“窄而霉小齋”，屋內冷嗖嗖的沒有火爐，沈從文身穿兩件夾衣，用棉被裹著雙腿，正用凍得紅腫的手提筆寫作。……

　　“哎呀，你就是沈從文……你原來這樣小。我是郁達夫，我看過你的文章，……好好寫下去。”

　　默默聽著沈從文傾訴自己來北京的打算和有一頓沒一頓的慘狀。這個身材瘦長，顴骨很高，表面看來像個江浙商人，而有一肚子絕世才華的郁達夫，感到脊背一陣發冷，他站起身來，將脖子上一條淡灰色羊毛圍巾摘下，披到沈從文身上。然后邀沈從文一道上附近小飯館吃飯。吃飯花去一塊七毛多錢，郁達夫拿出五塊錢會了帳，找回的三塊多錢全給了沈從文。一回到住處，沈從文禁不住伏在桌上哭了。

　　“袋中無錢，心中多恨。”沈從文的遭遇引發了郁達夫對社會黑暗的憤懣不滿，從“小齋“回來的當天晚上，郁達夫奮筆疾書，寫下了《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文章稱贊了沈從文“堅忍不拔的雄心”，也詫異于沈從文的“簡單愚直”，末了，這位始終沒有脫下“五四長衫”的知識分子，為沈從文的出路擬了上中下“三策”。《公開狀》痛快淋漓地斥責社會的不平，鼓動叛逆，在青年中引起強烈共鳴。

　　不久，郁達夫即向《晨報.副刊》主編推薦，沈從文開始向《晨報》投稿。

　　當沈從文在逆境中苦苦掙扎的時候，是誠懇熱情，帶點名士風度的郁達夫，首先給予了這位未來小說大家以人世間難得的真情撫慰。

　　50年以后，郁達夫的侄女郁風拜訪沈從文，兩人談及這件往事，70多歲的老人笑了，笑得那么天真，那么激動。“他說那情景一輩子也不會忘記：‘后來他拿出五塊錢，同我出去吃了飯，找回來的錢都留給我了。那時的五塊錢啊！’。”

　　郁達夫探望沈從文三個月后，沈從文借乘公共汽車的一段經歷，將自己內心的孤獨痛苦寫成散文《遙夜----五》。北大哲學系教授林宰平讀到后，發表文章稱“全文俱佳，實在能夠感動人”，成為現代文學史上對沈從文作品的第一篇評論。林宰平又將沈的困境告訴梁啟超先生，梁先生遂介紹沈從文到熊希齡的香山慈幼院圖書館做了一名辦事員。在新月社的朗讀會上，林宰平介紹沈從文認識了風度翩翩的江南才子徐志摩。

　　在此之前，徐志摩對尚不相識的初學寫作者沈從文的《市集》，已經寫過《志摩的欣賞》：“這是多么美麗、多么生動的一幅鄉村畫。作者的筆真像是夢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紋瘦鰜鳒的夢河里蕩著，處處有著落，卻又處處不留痕跡，這般作品不是寫成的，是‘想成’的。給這類的作者，批評是多余的。因為他自己的想象是最不放松的，不出聲的批評者；獎勵也是多余的，因為春草的發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著人們的獎勵的。”刊載于1925年11月11日《晨報副刊》上的《志摩的欣賞》，堅定了沈從文走上文學道路的信心。雖然，事后沈從文幽默地稱這是使他“背膊發麻”的贊語。

　　經歷過無望無助的人生痛苦，沈從文更能切身體會到貧困文學青年在現實環境中遭遇的人生哀痛。

　　1933年9月9日，沈從文與張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園水榭舉辦了婚禮，新居在西城達子營。同一個月，沈從文從“學衡派”吳宓手里，接編《大公報.文藝》副刊。他特別留心那些出身清寒的青年作者的稿件，附在稿件后的作者的來信，訴說自己絕望的困境。這些來信勾起沈從文對往事的回憶。他想起關愛過自己的師長郁達夫、徐志摩、林宰平，接濟過自己的北大南開學生劉夢煒、黎錦明、陳煒謨、陳翔鶴、董秋斯，還有北京農大的30來個湖南老鄉……

　　他也不會忘記，十年前，《晨報副刊》的編輯在一次聚會上，將他投寄該刊的十來篇文章連成一個長條，攤開后當眾奚落：“這是某大作家的作品！”隨后把文章揉成一團，向字紙簍扔去。他忘不了當初聽到這個消息時的錐心之痛。他告誡自己作了編輯之后，決不讓投稿青年蒙受他當年的屈辱。正是前輩作家伸出援助之手，引領自己走上了文學之路。

　　沈從文每月的薪金大多用來請作者吃飯，或給青年作者預支稿酬上。他還時常接濟窮困學生，尤其逢年過節，有文學青年來借貸，即便家中所剩無幾，也盡其所有幫助人家。張充和在《三姐夫沈二哥》一文中寫道：“沈二哥極愛朋友，在那小小的樸素的家中，友朋往來不斷……沒想到我爸爸自命名‘吉友’，這女婿倒能接此家風。一次，宗和大弟進城邀我同靳以去看戲，約在達子營集中。正好有人告急，沈二哥便對我們說：‘四妹，大弟，戲莫看了，把錢借給我。等我得了稿費還你們。’我們面軟，便把口袋所有的錢都掏給他。以后靳以來了，他還對靳以說：‘他們是學生，應要多用功讀書，你年長一些，怎么帶他們去看戲。’靳以被他說得眼睛一眨一眨的，不好說什么。以后我們看戲，就不再經過他家了。”

　　1988年5月10日，正直善良的沈從文離開人世。沈夫人張兆和說：“這個來自湘西的山里人倔得很，但一向寬厚待人，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我相信，他諒解并且原諒一切。”

　　巴金以一個老友的真摯感情寫下《懷念從文》：“……最近我意外地找到1944年12月14日寫給從文的信，里面有這樣的話：‘前兩個月我和家寶(曹禺)常見面，我們談起你，覺得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熱心幫忙的人只有你，至少你是第一個。這是真話。’

　　“我在從文家作客的時候，他編輯的《大公報.文藝》副刊和讀者見面了……我為《文藝》寫過一篇散文，發刊后我拿回原稿。這手稿我后來捐贈北京圖書館了。我的鋼筆字很差，墨水淺淺，只能說是勉勵可讀，從文卻用毛筆填寫得清清楚楚。我真想謝謝他，可是我知道他從來就是這樣工作，他為多少年輕人看稿、改稿，并設法介紹出去。他還花錢刊印一個青年詩人的第一本詩集并為它作序。不是聽說，我親眼見到那本詩集。”

　　那本詩集，正是卞之琳多災多難的三秋草----《群鴉集》。

　　整本舊書中，我最喜歡讀的還是沈從文的《我的寫作與水的關系》，我反復讀了幾遍，一如我為了寫這篇往事，悉心研讀凌宇先生的《沈從文傳》。或許是地緣的原故吧，我的出生地贛江毗鄰湘江，沈先生描摹的風土人情我非常熟悉，他那被水浸潤過的文字風格是我十分推崇的。是啊，南方“值得回憶的哀樂人事常是濕的”。

　　“……我對于宇宙認識得深一點，也虧得是水。‘孤獨一點，在你缺少一切的時節，你就會發現，原來還有你自己。’這是一句真話。我有我自己的生活與思想，可以說是皆從孤獨得來的。我的教育，也是從孤獨中得來的，然而這點孤獨，與水不能分開。”

　　沈從文的學生，作家汪曾祺說：“沈從文在一條長達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輩子。20歲以前生活在沅水邊的土地上；20歲以后生活在對這片土地的印象里。”

　　從湯湯流水上，沈從文明白了萬千人事，學會了廣博知識，見過了大千世界，他的想像也是在沅水上擴大的。

　　沈從文小說中人物的性格，全是他在水邊船上所見到的人物性格。他的文字中透出一點憂郁氣質，是因為被南方的陰雨天氣影響而來。

　　到了北方，領略了大海的胸襟氣魄，沈從文有了另一番感悟：

　　“海既那么寬泛無涯無際，我對于人生遠景眸凝的機會便較多了些。海既那么寂寞，它培養了我的孤獨心情。海放大了我的感情與希望，且放大了我的人格……”

　　四

　　名家大師個個性情中人，他們身上有著名士的風度，他們的文章有著名士的風骨。原以為，大師們離自己很遙遠，不曾想，讀了這本70多年前出版的舊書，了解了他們在文學這條路上“穿過怎樣緊的鞋子”，曾經“墨水瓶掛在頸子上寫作的”，一下子覺得與大師們親近了。

　　我在京郊的古運河畔靜坐，默默溫習一段二、三十年代文壇往事，反復咀嚼沈從文說過的一句話“真的歷史卻是一條河”。遙想著神交已久，卻緣慳一面前輩作家們的風采，他們不僅有很高的才華，還有一顆金子般的心。他們為人為文是那樣真誠，對人毫無保留地披瀝真心。“真誠是一種心靈的開放”，這是法國作家拉羅什夫科說的。真誠，正是文學的生命。

　　過去常聽人說，“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作家之間恩恩怨怨，總有些門戶之見，每遇不合，則遠引高蹈，拂袖而去。然而，我從這本書上讀到的印象則恰好相反，“文人相親，文人相敬，相濡以沫”。當年有影響的前輩作家，幾乎無不愛才若渴，常常無私地提攜后進。許多正直的作家和沈從文一樣，有著獨立的人文精神，“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這廟供奉的是‘人性’。”在他們眼中，沒有尊貴之分，沒有壁壘之分，只有獨立的思想個性，只有不羈的文人情懷。他們以極高的天分和才華，自由揮灑，創造出了傳世的作品，這些作品，凸現了他們生命的價值與精神追求。他們有最值得尊敬的放大了的人格。

　　掩卷沉思，我仿佛覺得自己也置身于那些最真誠的人中間了……

　　歲月悠悠，往事悠悠……

　　原載《中國作家》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