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向陽
須一瓜擅長寫糾結的故事。從大約十年前的《雨把煙打濕了》到現在的《蔦蘿》,一向如此。
但須一瓜的糾結不在故事的表面,也不在人物之間復雜的情感關系,恰恰相反,她的故事都極為簡單,小說中人物的關系也明晰可見,但是就是這個三言兩語能夠說明白的人際故事的表面光滑的外殼下,卻動蕩著一個能量巨大的火山,它壓抑已久,隨時噴發,以致真的有一天它沖破了表面生活的平靜,而暴露出某種教人猝不及防的真相來,那時的燃點已經達到了破壞一切燒毀一切的地步。這也是為什么須一瓜的小說讀起來,猶如心理小說的原因,那種環環相扣的緊密的邏輯關系,大多發生在未可知的心內,而一旦這心內的一切變作了行動,其結果真的是出人意料、防不勝防的。
可能,這一點正是須一瓜小說的動力之一。她要探討的人性多不在能夠看到的表層的關系之中,而深藏在平淡如水的心緒之下,那里,暗濤洶湧,只待一石點破,能夠激起的千層浪,將重新覆蓋她小心翼翼編織的敘事,而將那敘事重新顛覆,如此,你才能夠坐下來,看那水落石出,審視到人物之間深層而內在的關系和由這關系構建的人性的真相。
所以說,每每拿到須一瓜的小說,毫無疑問,你將要開始的是一場心靈的冒險之旅。
《蔦蘿》的探險是從一個電話開始的。
我曾撰文講到小說的第一句話,是相當重要的,之于作者,之于讀者,都是無法輕易放過的。為什么?因為小說的基調從茲而生,而在第一句話中,也深藏著小說諸多人物復雜的關系。一句話,第一句話是小說的隱情、故事的端倪。比如我們讀卡夫卡的《審判》,第一句話便是,“一定是有人造了約瑟夫.K的謠,因為他根本沒有什么過錯,卻在一天早上給逮捕了。”這個開頭突兀地有些不講道理,它對應的正是突兀不講道理的小說內容,所以說這第一句話充分傳達出了小說的情境,一下子將人帶進了卡夫卡式的荒誕中去。還有新近讀到的青年小說家厚圃的《結發》,第一句便是,“一夜之間,蘇慶豐不再是我爹了”,緊接著這句的是,“這個重大的決定是由孫瑞芬宣布的”,兩句話將三個人物的關系交待了出來,并借著話語的語氣交待了三者之間非同尋常正在發生變化扭曲的關系。話說這里,不妨多說幾句關于小說的話,我以為,小說如果以人物多寡粗分地話,不外乎兩大類,一類是寫了眾多人物以及他們之間的錯綜復雜的關系,以眾多人物結構的小說多屬古典小說范疇,而另一大類,則是只寫了簡單的幾個人物,多不過三、四個人物,但卻致力于寫這三兩個人物之間微妙難解的關系,以致這兩三個人物的心理的復雜性遠遠超過眾多人物所構成的人際關系的復雜性,他們之間關系簡單,卻教人莫名困惑,還在關節處透出與簡單關系不對稱的荒誕來,我想,這第二大類,可以劃歸于現代小說的范圍。
須一瓜的小說正是如此,那個電話引發的對話不同尋常,更不同尋常的是小說中“她”——小岡的笑,小說中寫那笑——安然之極而令人不安。以下是“我”與小岡的對話剪輯:
她說:死了。他。
誰?我說。
王衛國。她說。車禍。
王衛國是她父親。
我問:誰打來的?到底怎么回事?!
她說:我知道他活不過我!真沒想到,他輸得這么快。
我給你訂機票。
她說:不用。我們早就說好了,我死了,不用他來送,他死了,我也不送。
如此冷靜的敘述,不僅為我們交待了三個人的關系,“我”與小岡的未婚夫妻的關系,王衛國與小岡的父女關系,還一下子將我們帶入了一種反常、荒誕甚至恐怖的寒冷中。父親去世,女兒在笑,女兒并不稱父親為“爸爸”,而是直呼其名,女兒竟以“輸”論生死,女兒拒絕回去為死去的父親送行。
只簡單的三個人,開頭如此,直到小說結尾也是如此。然而,故事開始了。
故事開始于小岡的講述。或者說,小岡的講述與故事的展開相并行。這部小說很有意思的一點還在它的敘事,“我”是整部小說的敘事人,然而同時又是故事直接發生人小岡的傾聽者,故事開始,敘事人變成了小岡,因為只她知道故事的另一主角——父親王衛國的人生面影,我們讀者作為整體故事的聽眾,是在這種套層敘事中,完成王衛國的形象拼貼和小岡的童年成長的。
在小岡向“我”的斷續訴說中,我們一會兒得到的是一個嚴苛至極的父親的形象,他教育女兒的方式,似乎只有皮帶、拳頭相加的暴力,一旦女兒在學習上或日常生活中表現出不符他認為規范的地方,他的粗暴的施教方式便不約而至,使得小岡自8歲開始的童年的內心一直處于創傷與抵抗之中;而另一些敘事又讓我們得到的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愛意濃得化不開的父親,這個父親可以為生病的女兒戒煙,為她一粒一粒地把石榴剝開,放在小碗里端到女兒面前。這是一個矛盾的混合體,愛與恨都表現得如此強烈,而表達愛與恨的方式又是如此簡單和貧乏的父親。
在小岡的敘說中,我們看到了小說的第四個人物,小岡孿生的姐姐。姐姐正是在父親的“高壓”一般的教育中,從被皮帶抽得滿臉傷痕到從陽臺上抽身一躍而結束了年幼的生命的,小說寫到妹妹到醫院看到已奄奄一息的姐姐,姐姐的臉上露出的勝利般的笑容,她知道姐姐是用生命來完成對父親的懲罰。這個細節讀之教人心慟。而引起這個結果的不過是兩個姐妹為了爭一個花蛤的游戲。小岡的敘說,讓我們還看到了第五個人物——母親,母親的無力與無奈,整個家庭全是父親的天下,而父親的懲罰隨時會來,比如小孩子拿了幾元錢想買些東西吃,被作為小偷而將口袋縫死,母親還在一旁問:這樣顏色的線行不行?比如,小孩子在讀《小王子》,被父親認為是不用功學習而看課外書浪費時間,不由分說地將從同學那里借來的書撕得粉碎;太多的往事,涌上來,以致我們的敘說人小岡深陷于往事由親人為之構成的傷害中,以致她的反叛自認為是死去的姐姐的附身,以致在與父親的較量中,她與有婦之夫戀愛,與家庭斷絕關系,直到與同學的父親——“我”相遇而渴望找到另一個與親生父親不一樣的愛著她的“父輩”男人。
我們看出小岡的扭曲。然而這自童年傷害而來的扭曲的原因教人沉痛。童年教育,童年創傷,是我們在主人公的敘說中慢慢看到的一個大題。如何能夠做到正確的愛、尊重的愛,而不是奴役的愛與強制的愛,是我們對于人的最基本的理解基礎上應建立起來的一種理念。往往是,我們對于他人,成人之間,可以做到,但對于孩子——尚未成人的人,卻失去了這一基本理念。這是我們應該反思的部分。
之于教育,我們經年討論得已經太多。從“五四”至今,話語不絕于耳,在此我不綴言。關于文學中的“父親”形象系列或譜系,我們的研究也成果斐然,從“審父”到“弒父”似文學史上都有對應的名篇,在此我也不再多論。但有一點,我想對于這部小說中的父親的人格做些分析,也許更深的了解有助于我們找到小岡們不再痛苦的方式。記得早年讀過卡倫。霍妮的書,她說一個人對愛的需求在受到阻礙時會變得強烈,隨之而來的苛求與嫉妬卻使他比以往更難得到愛。我想,這句話同時概括了這對找不到愛的正確表達方式的父女。以致他們雙方都深陷在焦慮與防衛中,以致焦慮與防衛變作了惡性循環,使他們再也找不到原初的那個愛的出發點,以致更深的受害者小孩子在人格初成而無法自我調適之時為這不良的早期經驗而影響到她成長中的處世方式以及性格構架,以致那傲慢-報復型人格的形成中有一種冰冷徹骨的無情的東西,時光慢慢地變這無情為對人的憎恨。霍妮的《我們內心的沖突》“人格衰竭”一章,指出一個人可能想做人良友,但由于他的左右他人、發號施令,結果導致他的潛在愿望無法實現,她進一步指出“自我中心”問題,當他的用攻擊他人的方式使別人屈從于個人意志,則已不是將別人看成是自有其權利的同等的人,而只看作某種可以實現自己目的的工具。這是一種疾病,這種人格疾患的判斷方法很簡單,就是當受動的一方表現出些許自我的愿望時,施動的一方就會原形畢露,現出兇相。這是一種主子與奴隸的關系,前者要求后方的不是獨立,而是絕對的順從。由此我們反觀小說中的這一個父親,這些人格疾患不僅折磨了他本人,而且給小岡帶來的人格傷害更是無法計量。
當然,最后,小岡終于走出了陰霾,在“我”的幫助下,完成了她的人格成長中一直缺失的愛的教育,由此,“我”的心理醫生式的使命也接近完成,由于“父親”的張力的解除,“我”之于小岡的情感維系也悄然謝幕,但是這謝幕本身,不是終結,而是一個女孩子新生的開始。她終于懂得了愛,經由死亡之路,經由原諒之路。她終于走回到了人群中去。
其實不必搬出霍妮,我們文化中就有,如前一時間讀到的王陽明的話,“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為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為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為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為一體也;....。。”。是呵,鳥獸、草木、瓦石與人心猶為一體,人與人之間又如何存在愛的鴻溝呢。王陽明說得好,孺子猶同類者也。我想,這是我們成人應該記住的。
生命不是外在于我們的所在,生命又如何能夠置放在心外呢。就像蔦蘿,她們長在潮濕破舊的矮墻旁,發現它們,寫出它們,并把它們牽引到有陽光的地方去,我想,這正是小說家的使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