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劉震云

　　劉震云：一輩子就干一件事

　　榮獲年度作家

　　《Famous名匯》/圖文

　　出道伊始，劉震云就通過描寫城市社會的“單位系列”和干部生活的“官場系列”，引起強烈反響，被稱作新寫實小說的主力作家。從《一地雞毛》中認 為家里一塊豆腐餿了，比八國首腦會議重要的小林，到《我不是潘金蓮》中上訪20年只為糾正一句話的李雪蓮，劉震云用一貫幽默的態度保持著對現實的敏感，完 成著身為作家的責任—描摹出更真實的生活。而《一九四二》則讓他把一個作家的責任推進到電影圈。

　　劉震云，著名作家。1958年5月生于河南，種過地，當過兵，1978年參加高考，以河南省文科高考狀元的身份進入北大中文系就讀。代表作品有 《一地雞毛》《手機》《溫故1942》《一句頂一萬句》，其中《一句頂一萬句》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劉震云屢次登上中國作家富豪榜的前30位，2012年 以280萬版稅收入列作家富豪榜第19位。今年，劉震云推出首部女性視角小說，《我不是潘金蓮》。同時，由其小說《溫故1942》改編而成的電影《一九四 二》也于今年年底上映。

　　這一年的作家很風光。

　　莫言獲了諾貝爾文學獎，掀起一股“莫言熱”。圍繞著他發生的林林總總像是幾個荒誕的故事。莫言開玩笑說想用750萬人民幣的獎金在北京買套房， 潘石屹立馬跳出來問他有沒有戶口。有人干脆建議開發一個“莫言盤”，小區門口必然有莫言老師的雕像一個，會栽種紅高粱若干；走進小區，小溪流水，每到傍晚 一片蛙鳴；小區正中心，一定要有一個“S”形性感美女雕像，上題四個大字“豐乳肥臀”，這場景會不會變成現實？希望大力推動地方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的 高密市一定動過念頭。

　　而劉震云編劇，馮小剛導演，籌備18年的電影《一九四二》也于今年上映。有人說，諾獎之后，莫言在左，劉震云在右，劉震云不置可否。他在苦難中發掘的劉氏幽默，通過電影成為這個時代最受關注的悲喜劇。

　　劉震云早就寫過關于房子的荒誕故事�！兑坏仉u毛》里的小林愁房子，那時候房子是權力的問題，按級別、工齡分房，而現在房子完全變成了金錢的問題。

　　金錢在文學圈也發生了轉移。這一年，制榜人吳懷堯首次推出中國網絡作家富豪榜，網絡作家唐家三少、我吃西紅柿、天蠶土豆分別以3300萬元、 2100萬元、1800萬元的版稅收入(近五年)排在三甲位置。網絡文學從最初的論壇發帖，到現在的商業模式，走過了10年。網絡作家獲得的收益也在今年 迎來一個爆發點，成為一個又一個隱形富豪。

　　電商忙著利用紙質書做促銷，打價格戰，但是文學的商業價值日益凸顯。有超過160萬人在起點中文網上寫小說，其中年入百萬的作家超過30人。作 為網絡作家首富，唐家三少保持著平均每天寫一萬字、107個月不斷更的紀錄。而作為其他影視作品、游戲的源頭，文學的活躍引領了下游的潮流。

　　韓寒和郭敬明依然是最具品牌效應的青年作家。前者在經歷了曠日持久的“方韓大戰”之后，依然無損形象，推出app“ONE·一個”，正式上線不 到24個小時，就登上App Store中國區免費榜第一名。而郭敬明在帶領旗下眾多作者致富之后，也進軍影視，以導演和編劇的雙重身份啟動青春電影《小時代》。

　　毫無疑問，文學依然很重要。就如杯子和水一樣，就算有一天沒有了紙質書，文學本身依然不可或缺。就像在這個即將到來的末日，有人選擇大吃大喝，有人選擇去看電影，也有人愿意舉辦一場末日詩會，探討一些幽微的問題。

　　這一年的年度作家我們選擇劉震云，不僅因為他在文學上的成功，同時因其精彩的“客串”，最大限度的擴展了文學的價值，讓人們吃了一口甜食之后，開始深思這浮華背后的荒誕現實。

　　劉震云以“真實”為由拒絕了服裝編輯的安排。他身上的對襟上衣是拍照標配。他拒絕擺拍，表示“想當然的在書房里拍一位作家，還不如在羊群里拍。”但是真把他拉到羊群里呢？“為了拍照去一趟內蒙古，我可不干，太麻煩。”

　　劉震云

　　今天下午，劉震云接受了9家媒體的采訪。

　　直到晚上7點半才喝上一口熱湯的他詢問華誼的工作人員，“國立他們呢？”，得到的答案是所有嘉賓都已結束工作，只剩下他一個。

　　你很難知道他對此的態度是什么，得意抑或是厭倦，“我不習慣這種生活，但悲劇也并不只發生在我身上。一部電影上映，作者頻繁接受媒體采訪，講些車轱轆話。這也是應該盡的義務，你不說誰說呢？”

　　電影《一九四二》的上映讓劉震云的聲譽再次達到一個高峰。這部籌備了18年的全明星災難大片由他的中篇小說《溫故1942》改編而成，編劇是他 自己。劉震云是整件事情的源頭，20世紀90年代，他寫出了這個故事，而王朔把書推薦給了馮小剛，從此馮小剛逢人便說，念念不忘。

　　作為中國最知名也最成功的當代作家之一，劉震云和影視緣分不淺。他的代表作《一地雞毛》《手機》等都曾被改編成影視劇，引起轟動。作為制片人，還推出過國內首部“作家電影”《我叫劉躍進》。但他始終認為，自己不是編劇，離影視圈很遠，只是有幾個朋友恰好是導演。

　　而作為作家，劉震云保持著旺盛的創作力和穩定的寫作水準。在去年憑借《一句頂一萬句》獲茅盾文學獎之后，又在今年推出了新作《我不是潘金蓮》，故事中有上訪，截訪，超生，假離婚，一貫的貼近現實。

　　在劉震云看來，一個作家的責任在于對生活提出不同的認識。這種“不同”如哥白尼提出“日心說”一樣，比人們之前的見解更接近事物的本質。30年 前，他寫過《一地雞毛》，后來被馮小剛拍成電視劇，由陳道明和徐帆主演。里面的小林覺得自己的一塊豆腐餿了比八國首腦會議重要。這樣的邏輯一直延續到電影 《溫故1942》，甚至被放大到更大的悖反：究竟是300萬災民的性命重要還是宋美齡訪美、甘地絕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戰、丘吉爾感冒更重要？歷史書選擇了 后者，而劉震云決定還原前者，把“小節”變成“大局”，傾聽芝麻長成西瓜的聲音。接下來，劉震云希望能續寫小林的故事，那個文靜的小公務員，在經歷了30 年改革開放之后，又在瑣碎的生活中收獲了怎樣的起伏。

　　劉震云和馮小剛是和“1942”這個故事淵源最深的兩個人。在新版《溫故1942》的書封上印著一行小標題：一部小說和一部電影的緣分。

　　劉震云為馮小剛編劇，馮小剛則為劉震云的新書作序。20年前，小劉和小馮通過王朔介紹，相識結緣。2000年新年的一個晚上，餃子就酒，幾杯下肚，小劉鄭重對小馮說：我今天來，是想把《溫故1942》交給兄長，此事我愿意與兄長共進退。

　　有人曾問過劉震云，他和馮小剛之間，算是《一句頂一萬句》里那種“說得著的人”嗎？

　　劉震云回答，“我覺得應該是。比如說，大家不是說有事想起誰來了，往往是沒事的時候說‘今天晚上在一塊吃飯吧，反正也沒事兒。’這個就說‘那行啊，那就一塊吃飯。’有時候會把王朔叫來，就一塊包個餃子，弄一兩個涼菜……”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曾有人翻出一張陳年舊照，上面有四個人：莫言，張藝謀，姜文和鞏俐，是在拍《紅高粱》時的照片。當年四個人都很青澀，而現在，皆成業內大腕。

　　文學和影視有時是親家，彼此成就，劉震云和馮小剛之間的緣分也是如此。

　　馮小剛曾經說過，自己能有今天，是因為“上帝他老人家派來了一位又一位使者”。在這些“使者”中，劉震云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位。馮小剛與王朔創 辦好夢公司拍攝的第一部作品，便是劉震云編劇的《一地雞毛》。拍完之后，馮小剛明白了“新現實主義”：看似風平浪靜，實則刀光劍影；看似不咸不淡，實則波 瀾壯闊。一切不露聲色，于無形之中勢不可擋。后來，他們又合作了《手機》，同樣風靡一時。

　　劉震云不認為自己是個編劇，不過是偶爾客串，改編自己的作品。他覺得自己和影視圈唯一的聯系就是幾位朋友，“我合作的導演并不多。我曾說過，我 不需要認識那么多人，不需要跟那么多人合作。我就跟目光長遠、合作起來又非常愉快的人合作。什么叫愉快呢，就是大家都能夠讓這一個事情發酵、使它成長，同 時又都具有鋼鐵般的意志。我估計大部分人看一件事，先看鍋里有沒有他的，沒他的份，就走了。”

　　《一九四二》是個費工夫的項目。劉震云強調，這部片子嚴格來說不是編出來的，而是走出來的�！稖毓�1942》本不適合被拍成電影，一部調查題的 小說，不提供電影需要的種種要素：完整的故事，男主角和女主角，小說里都沒有。“開過好幾次論證會，專家眾口一詞，說不適合。但是小剛不斷的提這個事，我 覺得小剛說了一句話，讓我覺得他是個偉大的導演。為什么只有小剛一個人想要把它改成電影呢？想把不可能的事變成可能，一種可能是這個人瘋了，另外一種可能 就是是他看到了背后更深層次的東西。小剛跟我說，他特別喜歡這部小說的味道，其中的幽默感覺。用嚴肅的態度來拍嚴肅的災難，不需要，這樣的影片太多了，比 如《辛德勒名單》。但是幽默的就少見了，電影元素可以在這種態度下找到。”

　　劉震云和馮小剛用最笨的辦法進行60年之后的再一次調查，到了河南、山西、陜西、重慶，沿著災民當年的逃難路線采訪，找到了許多當事人，拍攝了 幾十個小時的紀錄片。“災民走過的路線走一遍，白修德的路線，日本人進攻的路線，委員長和宗教的路線也走一遍，在走的過程中，電影中的人物迎面而來。”

　　劉震云覺得，一個作品有自己的命運，各方面條件的結合也都有自己的命運。電影的推出讓這段被大部分人遺忘的災難史得以重現。

　　電影一開始是個疑問句：“餓死人的年頭多得很，你到底指的是哪一年？”而在此之后，人們記住了1942年河南的300萬災民，電影成為文學的延 伸。在劉震云看來，這是自己的運氣，“文學能不能通過電影延伸，關鍵是碰到了誰。要碰到有的導演，可能就短路，要碰到小剛，就不是延伸的問題，可能有點像 文學作品坐上了一個火箭，升到很高的地位，大家看到了。并不是每個導演都這樣。”

　　去年劉震云憑借小說《一句頂一萬句》獲茅盾文學獎時，正在菜市場買菜，猶豫究竟是買西紅柿還是買茄子，他一邊納悶西紅柿怎么這么貴的同時，接到了出版人打來的電話，聽聞自己獲獎了，獎金比過去有提高，他當即決定買西紅柿，中午吃了一碗雞蛋西紅柿面。

　　劉震云并非天天買菜，也有寶馬車，寫字的收入可以上作家富豪榜，但是他喜歡講這些生活瑣事，是調侃，也是他作品中繚繞不散的煙火氣息，“你買菜不猶豫嗎？西紅柿為什么這么貴啊，你總要想一想。當然，那些結婚花幾百萬的人不用考慮。”

　　劉震云不覺得茅盾文學獎有多么重要，“第一，不報不重要，報了也不重要，第二，得了不重要，不得也不重要。因為這對我的作品沒有影響。得了也行，不得也不會多沮喪。我對生活的要求不高，得了可以買西紅柿，不得，吃茄子也很好。錦上添花而已。”

　　劉震云的書好賣。不像一些作家的作品，在獲獎之后才成為暢銷書。當年《一地雞毛》的首印量是20萬，到《一句頂一萬句》是40萬，《我不是潘金蓮》已經是50萬。而且《我不是潘金蓮》上市才一個多月，就已加印了10萬冊。按劉的預估，下本書首印就會是60萬、70萬。

　　劉震云也有知名度，是那種可以媲美明星的焦點效應。劉震云曾對媒體表示，“一個作家比一個明星的名氣大，這是應該的。因為這個名氣首先不起源于 我，別的作者也比別的明星名氣大。比如像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不是梁朝偉寫的，曹雪芹的名氣比梁朝偉也大，他創造虛構的人物也比梁朝偉大， 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傳播的范圍也比梁朝偉和劉嘉玲要廣泛得多。”

　　小時候劉震云想在鎮上當廚子，守著爐火，特別溫暖。第二個理想是到鄉村戲班敲梆子，月光下清脆嘹亮。第三個理想是當鄉村教員，在孩子朗朗讀書聲中想自己的心事。前三種職業有個共同特點，就是留在外祖母身邊。上大學把他推上了第四條道路，成為了一名作家。

　　但是這些又有什么不同呢？

　　劉震云覺得未必是讀過書的人是知識分子，有些不識字的人，見識特別深遠。比如他的一位舅舅。“他在我們村里趕馬車，方圓幾十里，再調皮的牲口放 到他手里，馬上就變成一只溫順的貓。我13歲那年，他跟我有一場特別深刻的談話。他說，你覺得你聰明嗎？我說不太聰明。他又問我，你笨不笨？我說，我也不 笨。他說，世界上就怕這種人，要不你聰明，要不你是個傻子，都會生活得非常幸福，像你這種既不聰明又不笨、不上不下的人，在這個世界上難混。我問他，那我 的一生應該怎么規劃？他說，你記住我的話，不聰明也不笨的人，一輩子就干一件事，千萬不要再干第二件事。我跟你一樣，也是個不聰明也不笨的人，所以我一輩 子就趕馬車。我記住了這句話，直到現在為止，我就干一件事，就是‘編瞎話’。”

　　有人說劉震云是中國最繞的人，他不認同，“是事情背后的理比較繞，費腦筋而已。”

　　新書《我不是潘金蓮》中經常出現這樣的句子，是什么，又不是什么，其實是什么，句子簡單，但背后的邏輯繞了三圈，像是在擰麻花。劉震云讓這些本來藏著的內心想法開枝散葉，把一個小故事變成了長篇。

　　故事主人公李雪蓮原本想解決的就是芝麻大的事情。她和丈夫為了生第二個小孩，假離婚，誰知離婚之后，丈夫跟了別的女人，成了真離婚。她要告丈夫 甚至自己，糾正假離婚這件事情。這本來是她跟丈夫的事，很快變成了她跟法院的事，接著變成她跟縣政府、市政府、省政府的事，她一路上訪，最后鬧到北京，鬧 到了人民大會堂。因為她的事情，各級官員陰差陽錯地全被撤了職。政治的邏輯、社會的邏輯、生活的邏輯，全插到家務事中去了。本來一樁芝麻大的事情，變成了 西瓜，一切都無法收拾。

　　但這還不算完。李雪蓮的故事只是序言。小說的正文，沒有李雪蓮，只有因為她而被撤職的前縣長史為民。劉震云認為，老史才是小說真正的主角。如果 說李雪蓮是用嚴肅對抗荒誕，老史就是用荒誕對抗荒誕。春運期間，當老史在北京火車站因為買不到火車票回家打麻將時，急中生智，舉起一塊要上訪的牌子，結 果，他被兩個協警一路護送回了老家，連火車票都省了。老史看透了這一切，他反彈琵琶，用了“西瓜變芝麻”的辦法，把復雜變成了簡單。

　　這本書劉震云寫了2年。一開始并沒有史為民的故事，但他覺得只有李雪蓮的故事，結構缺乏力度，他偶然在微博上看到一則笑話，講春運的時候一個人 回不了家，舉一個牌子上訪就回去了。“所以生活不用觀察，生活不用體驗，寫作沒有那么復雜。難道我們現在談話不是素材嗎？我們時時刻刻都在生活的包圍和經 過之中，掙脫還來不及呢。”

　　評論家張頤武贊賞這種結構，“我建議正文拿去得魯迅文學獎，把前面序言的拿去得茅盾文學獎。”而在劉震云看來，當一個人用嚴肅的態度對待嚴肅的 時候，20年毫無結果，而用荒誕的態度來對待嚴肅的時候，馬上達到了目的。對比起來，出現了第三個荒誕的結果，產生了結構的力量和對比的力量。

　　評論界喜歡給劉震云的作品貼上鄉土和底層的標簽，劉震云不認同。“我寫的不是底層人民，我寫的都是我喜歡的人。一句話，他們對世界的看法是不一 樣的。李雪蓮是一個非常不同的人，別人認為不重要的，她認為是非常重要的。她能把一只螞蟻變成大象，把一個個人事件，變成社會事件、國家事件，你說她在追 求真理的過程中是不是民族英雄？”

　　和劉震云交談你很難有嚴肅的感覺，他似乎總在舉重若輕的調侃，想方設法把一件事情變得不那么重要。在給書起名字的時候，劉震云曾經提議《嚴肅》，出版社馬上批評，稱他的這個想法很不嚴肅。有人說只要把“潘金蓮”和“劉震云”這兩個名字擺在一起就挺好，他就同意了。

　　劉震云覺得作品的名字對作品不起至關重要的作用。“一個人叫什么名字不重要，關鍵人是怎么樣的。我覺得沒有什么是不能和出版社討論的。”

　　而至于《我不是潘金蓮》能不能拍成電影，目前還不得而知。劉震云表示，“寫小說是我一個人能決定的事，拍電影是制片公司、導演、電影局等共同決 定的事。但我期待它能夠拍成電影。如果能拍成電影的話，將是一部震撼人心的作品。要拍成電影最重要的前提是，要有一個有見識的導演。”

　　1個最享受的時刻

　　每天都有一個特別享受的時刻，就是每天清早跑步的時候。

　　1件最關心的世事

　　想不起來。

　　1個最欣賞的在世中國人

　　不止1個，很多。

　　1個計劃

　　特別想寫《雞毛飛過30年》。

　　1個推薦給讀者的新事物或生活方式

　　有一個很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早上6:30起來跑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