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反思網絡中的知識分子

　　相比對知識分子范圍的界定，今天另一現象更值得關注：知識分子的形象在公眾視野內面臨垮臺危機。

　　光頭，黑西裝，白襯衫，臉上架一副黑框眼鏡。梁文道的裝束黑白分明，一如他的表達，明確清晰，邏輯環環相扣，精確瞄準聽眾的注意力。

　　1月9日，北京環球貿易中心五樓。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主辦的“理想國”文化沙龍上，熊培云、許知遠、梁文道三位特色鮮明的70后寫作者，各取名字中的一個字，以“云知道”組合亮相。

　　“‘云知道’很像一個樂團組合的名字。我們會去不同的地方演講，做沙龍座談。我們希望是一個系列的主題貫穿下去。今年的主題是——知識分子。”梁文道說。

　　知識分子不囿于職業

　　梁文道從講臺上走下來，被一群讀者圍住在新書《味道》上簽名。主辦方工作人員隔著人群叫：“梁先生，過來坐下簽。”他擺擺手拒絕。面對讀者，梁文道保持著恭敬的面孔。他簽書，不像有的作家只顧埋頭劃拉，而是一定要望向讀者，雙手遞回，道一聲“謝謝”。

　　在大多數場合，梁文道不宣稱自己是知識分子，主動把自己劃為“知道分子”的行列。他出版最為知名的時評作品集《常識》，以淺白流暢的語言，冷靜道破社會現象背后隱藏的一面。1970年出生于香港，少年成長于臺灣，畢業于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內地公眾對他的了解始于鳳凰衛視，他是電視臺主持人、嘉賓，同時在南方周末撰寫專欄。

　　1月12日，“云知道”把沙龍開進北京大學。參與者大部分是學生，現場座位不夠，不少人席地而坐。梁文道分享了有關知識分子與公共性的看法。

　　公共知識分子是近年來的熱詞。梁文道贊同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一位社會學家的觀點，對知識分子有一個很簡單的定義：知識分子是什么樣的人？他可以靠思想生活，但更重要的是他可以為思想而活。

　　知識分子一旦與公共性相聯系，便不再囿于專業和職業。梁文道舉例，公共知識分子最好的例子是愛因斯坦。愛因斯坦后期是一個很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在戰爭期間有大量關于政治的看法。

　　“從很嚴格的政治學的角度看，他的很多政治看法其實并不專業，甚至可以說是幼稚，但大家仍然會傾聽他，為什么？因為他是愛因斯坦。人們或許可以 不同意他說的話，但你不能否認他盡到了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始終應該保有一種業余者的疏離狀態，保有你在行業以外、職業以外對某種事物的愛好。而這種愛 好是可以很深的。”

　　“知識分子是什么樣的人？他可以來自很多職業。”梁文道說。關注空氣污染的公交司機，關心公車私用現象的中學生，都有可能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 應該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之外，或者在自身所處的社會和文化傳統之外有關懷，要有超出束縛的欲望。大家在公共范圍發聲，關懷社會，影響周圍的人就是知識分子。

　　“污名”下的社會心理脈絡

　　2010年，方舟子和梁文道之間曾有一輪罵戰風波。今天，梁文道試著以客觀的姿態提到對方：“方舟子你別裝了，你也是公共知識分子。”

　　相比于對知識分子范圍的界定，今天另一現象更值得關注：知識分子的形象在公眾視野內面臨垮臺危機。如今網絡上常常見到，隨便一個公共話題，便會引發網民對“公知”、“母知”的圍攻。在網絡語境中，“公知”直接變形成為貶義詞。

　　許知遠感慨于網絡上價值觀的一再顛覆。梁文道對“知識分子污名化”背后隱藏的社會脈絡作了分析。

　　有一個詞，很多年前大家認為是褒義詞，現在網絡環境中也被認為是負面詞——精英。為什么現在大家把這個詞看作是一種反諷，都在罵精英？從具體的 社會環境來看，今天被指作精英的人，或許是某些貪官，或許是某些富商，在各大會所開著名車出入，叼著雪茄舉著紅酒晃啊晃的。在公眾眼中，這些人是一群既得 利益者。

　　“中國今天的貧富差距很大，大家開始意識到，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利的分配有不公正之處。正是因為某種扭曲和不公正，使得某些人成為經濟上獲利最多 的人、以及政治上獲得利益最多的人。他們構成了精英群體。”梁文道指出，權力尋租帶來扭曲和不公正。人們看到，發財的商人第一桶金，往往是黑的；國家發展 到今天，重大的環境污染也是他們在開發過程中所應該承擔的。于是公眾得出結論：精英很壞很黑。

　　以此為脈絡展開，一些知識分子尤其是一些經濟學家，他們提出的觀點和說法有時為精英群體代言，被公眾抓住把柄，換來污名。還牽扯到很多著名的媒體和媒體人，包括不少有影響力的報紙雜志，被認為和這些經濟學家、學者一脈相承，一起被潑上臟水。

　　這種社會心理走向并不復雜。讓梁文道感到有趣的是，即便罵聲一片，中國被罵精英的人甚至部分罵精英的人，往往并不反感被劃入精英群體之中。

　　微博雖火卻無真正討論

　　“我不是要為‘公知’正名，不是要說公知多有良心，而是說隨便地罵人不利于一個健康討論的氣氛和環境。”說完這話，梁文道感慨，這樣一個呼吁恐 怕改變不了什么。因為時代就是如此，這樣的呼聲注定微弱。他曾多次強調，如果真的是知識分子的話，就必須要關心討論嚴肅的、有品質的問題。

　　近日微博不斷爆出猛料，某些艷照官員和擁有多套房產的“房叔”、“房爺”浮出水面，網絡監督發力，成為反腐的新生力量。但不難發現，這些事件的發生多有偶然因素，更多地流露出公眾對私生活的獵奇心理，卻并不觸及問題的根本。

　　“過去十幾年流行真人秀，我們忽然之間前所未有地對一個人的私生活、私人的性格感到無比有興趣。你可以發現，這不只發生在中國，全世界都一樣。有的民主國家選舉總統，不再是有關政治立場的討論，而變成這個總統有沒有婚外情、有沒有抽煙、他是什么人的討論。”梁文道說。

　　梁文道認為，知識分子把精力轉移到對這群人人格上的討論，抹去了更重要的牽扯到整個國家的重大社會分歧的討論。這樣的嚴肅討論其實在歷史上一直存在，但現在進入到大眾輿論下，變成了政治討論庸俗化的結果。西方國家的媒體政治討論和政治生活越來越貧乏，政治的言語、論述越來越空洞，受到學者的批評。

　　“由于嚴肅的政治討論很難在微博上展開，所以，大家更傾向于用一種很簡潔、粗糙的語言來總結。不要說政治討論，就連一般的交流在微博上也是很難的。”梁文道感覺，在中國，微博為主的輿論環境口水橫飛，但問題或許更為嚴重。

　　梁文道本人并沒有個人微博，但他會去微博上看看。他常常發現微博上對于他本人在某場演講上的講話，大部分都不太接近原意，有時候甚至是相反的。“這樣的微博發出去，被轉發了很多次，有人看了微博就會下判斷：沒想到梁文道當時會這么講，梁文道就是一個傻瓜。”

　　“如果我對一件事情感興趣，我是一定要想辦法找回他的原話是怎樣的，他的整篇文章是怎樣的。我很難根據別人的只言片語和別人的總結，去判斷另一 個人和另一件事。但是，今天大家大概都沒有時間來做那么費神的事了。”梁文道說，微博上充斥了太多聲音，但是缺少起碼的判斷基礎。微博的速度那么快，大家 上午關注伊能靜，晚上在意李云迪，第二天又一起來關心南京“搓手貓”。

　　我們關心的事情每小時都在更新，隨時作出的判斷隨時面臨改變。但是真正的討論又有多少？

　　應是只服膺于真理的人

　　“面對溝通如此迅速、聯絡如此緊密的方式，我在回避。”

　　與人們印象中的媒體人形象相反，梁文道在生活中給自己設置了信息屏障。他經常手機關機，短信隔上一兩天才回復，郵件幾乎每個月才回一次，臉譜、推特等社交網站從不使用。除了一些社會活動，梁文道大多數時間在家讀書，每天睡五個小時。

　　盡管現在很多人喜歡把“圈子”掛在嘴上，也喜歡把自己歸類于各種不同的“圈子”，梁文道卻有意與這種親密接觸的現實拉開距離，借此給自己更多反省的空間。

　　“我還沒有找到一個理想的生活狀態，我正在尋找。”他說。

　　但對于知識分子的理想狀態，他的腦海中似有勾畫。“知識分子應只服膺于真理，而不是屈從于立場。”他向往南宋時朱熹和陸象山的那場論戰，雙方門 下弟子都知道，對方是自己老師的最大敵手，但整個論辯過程，從今天的文字記錄來看，他們的辯論客氣而節制。朱熹和陸象山私下跟弟子談到對方的時候，也從來 不會出言不遜。

　　“我并不是說一定要斯文，而是說，學者、知識分子在辯論問題時，最好不要過于輕易地下結論，而要對自己的觀察判斷有一個保留。”眾所周知，真理 不是任何人可以壟斷的，它不是那么容易就到達的。在這樣的前提下，任何人都不該輕易宣稱自己站在真理那邊，或者真理就掌握在自己手上。

　　“我們只敢說，或許我有一個想法是對的，拿出來討論一下。這樣的態度，是比較理想的知識分子社群內部討論問題的態度。因為知識分子就應是一群只服膺于真理的人。”梁文道說。

　　記者 卞文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