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文道:反思網絡中的知識分子
相比對知識分子范圍的界定,今天另一現象更值得關注:知識分子的形象在公眾視野內面臨垮臺危機。
光頭,黑西裝,白襯衫,臉上架一副黑框眼鏡。梁文道的裝束黑白分明,一如他的表達,明確清晰,邏輯環環相扣,精確瞄準聽眾的注意力。
1月9日,北京環球貿易中心五樓。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主辦的“理想國”文化沙龍上,熊培云、許知遠、梁文道三位特色鮮明的70后寫作者,各取名字中的一個字,以“云知道”組合亮相。
“‘云知道’很像一個樂團組合的名字。我們會去不同的地方演講,做沙龍座談。我們希望是一個系列的主題貫穿下去。今年的主題是——知識分子。”梁文道說。
知識分子不囿于職業
梁文道從講臺上走下來,被一群讀者圍住在新書《味道》上簽名。主辦方工作人員隔著人群叫:“梁先生,過來坐下簽。”他擺擺手拒絕。面對讀者,梁文道保持著恭敬的面孔。他簽書,不像有的作家只顧埋頭劃拉,而是一定要望向讀者,雙手遞回,道一聲“謝謝”。
在大多數場合,梁文道不宣稱自己是知識分子,主動把自己劃為“知道分子”的行列。他出版最為知名的時評作品集《常識》,以淺白流暢的語言,冷靜道破社會現象背后隱藏的一面。1970年出生于香港,少年成長于臺灣,畢業于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內地公眾對他的了解始于鳳凰衛視,他是電視臺主持人、嘉賓,同時在南方周末撰寫專欄。
1月12日,“云知道”把沙龍開進北京大學。參與者大部分是學生,現場座位不夠,不少人席地而坐。梁文道分享了有關知識分子與公共性的看法。
公共知識分子是近年來的熱詞。梁文道贊同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一位社會學家的觀點,對知識分子有一個很簡單的定義:知識分子是什么樣的人?他可以靠思想生活,但更重要的是他可以為思想而活。
知識分子一旦與公共性相聯系,便不再囿于專業和職業。梁文道舉例,公共知識分子最好的例子是愛因斯坦。愛因斯坦后期是一個很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在戰爭期間有大量關于政治的看法。
“從很嚴格的政治學的角度看,他的很多政治看法其實并不專業,甚至可以說是幼稚,但大家仍然會傾聽他,為什么?因為他是愛因斯坦。人們或許可以 不同意他說的話,但你不能否認他盡到了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始終應該保有一種業余者的疏離狀態,保有你在行業以外、職業以外對某種事物的愛好。而這種愛 好是可以很深的。”
“知識分子是什么樣的人?他可以來自很多職業。”梁文道說。關注空氣污染的公交司機,關心公車私用現象的中學生,都有可能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 應該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之外,或者在自身所處的社會和文化傳統之外有關懷,要有超出束縛的欲望。大家在公共范圍發聲,關懷社會,影響周圍的人就是知識分子。
“污名”下的社會心理脈絡
2010年,方舟子和梁文道之間曾有一輪罵戰風波。今天,梁文道試著以客觀的姿態提到對方:“方舟子你別裝了,你也是公共知識分子。”
相比于對知識分子范圍的界定,今天另一現象更值得關注:知識分子的形象在公眾視野內面臨垮臺危機。如今網絡上常常見到,隨便一個公共話題,便會引發網民對“公知”、“母知”的圍攻。在網絡語境中,“公知”直接變形成為貶義詞。
許知遠感慨于網絡上價值觀的一再顛覆。梁文道對“知識分子污名化”背后隱藏的社會脈絡作了分析。
有一個詞,很多年前大家認為是褒義詞,現在網絡環境中也被認為是負面詞——精英。為什么現在大家把這個詞看作是一種反諷,都在罵精英?從具體的 社會環境來看,今天被指作精英的人,或許是某些貪官,或許是某些富商,在各大會所開著名車出入,叼著雪茄舉著紅酒晃啊晃的。在公眾眼中,這些人是一群既得 利益者。
“中國今天的貧富差距很大,大家開始意識到,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利的分配有不公正之處。正是因為某種扭曲和不公正,使得某些人成為經濟上獲利最多 的人、以及政治上獲得利益最多的人。他們構成了精英群體。”梁文道指出,權力尋租帶來扭曲和不公正。人們看到,發財的商人第一桶金,往往是黑的;國家發展 到今天,重大的環境污染也是他們在開發過程中所應該承擔的。于是公眾得出結論:精英很壞很黑。
以此為脈絡展開,一些知識分子尤其是一些經濟學家,他們提出的觀點和說法有時為精英群體代言,被公眾抓住把柄,換來污名。還牽扯到很多著名的媒體和媒體人,包括不少有影響力的報紙雜志,被認為和這些經濟學家、學者一脈相承,一起被潑上臟水。
這種社會心理走向并不復雜。讓梁文道感到有趣的是,即便罵聲一片,中國被罵精英的人甚至部分罵精英的人,往往并不反感被劃入精英群體之中。
微博雖火卻無真正討論
“我不是要為‘公知’正名,不是要說公知多有良心,而是說隨便地罵人不利于一個健康討論的氣氛和環境。”說完這話,梁文道感慨,這樣一個呼吁恐 怕改變不了什么。因為時代就是如此,這樣的呼聲注定微弱。他曾多次強調,如果真的是知識分子的話,就必須要關心討論嚴肅的、有品質的問題。
近日微博不斷爆出猛料,某些艷照官員和擁有多套房產的“房叔”、“房爺”浮出水面,網絡監督發力,成為反腐的新生力量。但不難發現,這些事件的發生多有偶然因素,更多地流露出公眾對私生活的獵奇心理,卻并不觸及問題的根本。
“過去十幾年流行真人秀,我們忽然之間前所未有地對一個人的私生活、私人的性格感到無比有興趣。你可以發現,這不只發生在中國,全世界都一樣。有的民主國家選舉總統,不再是有關政治立場的討論,而變成這個總統有沒有婚外情、有沒有抽煙、他是什么人的討論。”梁文道說。
梁文道認為,知識分子把精力轉移到對這群人人格上的討論,抹去了更重要的牽扯到整個國家的重大社會分歧的討論。這樣的嚴肅討論其實在歷史上一直存在,但現在進入到大眾輿論下,變成了政治討論庸俗化的結果。西方國家的媒體政治討論和政治生活越來越貧乏,政治的言語、論述越來越空洞,受到學者的批評。
“由于嚴肅的政治討論很難在微博上展開,所以,大家更傾向于用一種很簡潔、粗糙的語言來總結。不要說政治討論,就連一般的交流在微博上也是很難的。”梁文道感覺,在中國,微博為主的輿論環境口水橫飛,但問題或許更為嚴重。
梁文道本人并沒有個人微博,但他會去微博上看看。他常常發現微博上對于他本人在某場演講上的講話,大部分都不太接近原意,有時候甚至是相反的。“這樣的微博發出去,被轉發了很多次,有人看了微博就會下判斷:沒想到梁文道當時會這么講,梁文道就是一個傻瓜。”
“如果我對一件事情感興趣,我是一定要想辦法找回他的原話是怎樣的,他的整篇文章是怎樣的。我很難根據別人的只言片語和別人的總結,去判斷另一 個人和另一件事。但是,今天大家大概都沒有時間來做那么費神的事了。”梁文道說,微博上充斥了太多聲音,但是缺少起碼的判斷基礎。微博的速度那么快,大家 上午關注伊能靜,晚上在意李云迪,第二天又一起來關心南京“搓手貓”。
我們關心的事情每小時都在更新,隨時作出的判斷隨時面臨改變。但是真正的討論又有多少?
應是只服膺于真理的人
“面對溝通如此迅速、聯絡如此緊密的方式,我在回避。”
與人們印象中的媒體人形象相反,梁文道在生活中給自己設置了信息屏障。他經常手機關機,短信隔上一兩天才回復,郵件幾乎每個月才回一次,臉譜、推特等社交網站從不使用。除了一些社會活動,梁文道大多數時間在家讀書,每天睡五個小時。
盡管現在很多人喜歡把“圈子”掛在嘴上,也喜歡把自己歸類于各種不同的“圈子”,梁文道卻有意與這種親密接觸的現實拉開距離,借此給自己更多反省的空間。
“我還沒有找到一個理想的生活狀態,我正在尋找。”他說。
但對于知識分子的理想狀態,他的腦海中似有勾畫。“知識分子應只服膺于真理,而不是屈從于立場。”他向往南宋時朱熹和陸象山的那場論戰,雙方門 下弟子都知道,對方是自己老師的最大敵手,但整個論辯過程,從今天的文字記錄來看,他們的辯論客氣而節制。朱熹和陸象山私下跟弟子談到對方的時候,也從來 不會出言不遜。
“我并不是說一定要斯文,而是說,學者、知識分子在辯論問題時,最好不要過于輕易地下結論,而要對自己的觀察判斷有一個保留。”眾所周知,真理 不是任何人可以壟斷的,它不是那么容易就到達的。在這樣的前提下,任何人都不該輕易宣稱自己站在真理那邊,或者真理就掌握在自己手上。
“我們只敢說,或許我有一個想法是對的,拿出來討論一下。這樣的態度,是比較理想的知識分子社群內部討論問題的態度。因為知識分子就應是一群只服膺于真理的人。”梁文道說。
記者 卞文超